海德格尔用动词范畴化的方式创造了“世界化”（注：关于“世界世界化”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其含义。霍夫斯塔特的理解则是“海德格尔在世界的世界化中发现，由于四元（天、地、人、神）能聚集、抱紧、结合于转让和自我转让的圆舞中，于四者的四化中，亲近能在其同属之中联合起来”。（《诗、语言、思，导言》）用现代语言翻译一下，即世界的子系统在自身圆满地存在的同时由结构信息将其建构为一个整体。）。“只要世界作为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从而使我们进入存在的道路，那么，世界便从来不是作为相对于我们主体的对象。在此，相关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才会发生。我们采纳它，抛弃它，误解它，重新追问它。这里世界世界化了”（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版，第44—45页。）。我们且不可在对海德格尔的深切感激之中忘记对他的批评。世界的世界化只是诗人美好的憧憬。世界从来就没有实现世界化，而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世界不是趋近于世界化，而是远离世界化了。在此情况下，由于“哲学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的和历史的。它是历史中的固有的政治学和政策不可少的历史”（注：福科语，转引自德赖弗斯·P·拉比诺著，《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版，第265页。）。 我们必须重提“人是什么”这一哲学的首要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答案集中体现在其人文精神之中。同时，后现代的科学氛围也支持了它的答案。人们尚需提出另一个问题，当西方人在进行后现代的游戏与被游戏之时，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办？ 一、后现代人文精神 后现代人文精神，毫无疑义，相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现代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历经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热忱，又经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最后在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臻于顶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作中人的价值。这个名字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表示对文科的热爱，或者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注：爱德华·麦克诺尔·伯因斯等：《世界文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5版， 第119页。）。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复古运动， 而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运动中“人的发现”表达为“人是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我（上帝）把你（人）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你身上带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版，第351—352页。）。人从孕育他的母体——自然中分离出来了，人也开始从组织他的整体——社会中分离出来。 文艺复兴运动毕竟是一场区域性的文化运动。它还无能率领欧洲人冲破政治的枷锁和宗教的牢笼。然而，它所点燃的个性解放的火种却没有熄灭，终于在启蒙运动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宗教改革、哲学、法学、科学等诸方面齐头并进。启蒙运动奠基于四个理论支点之上：理性万能论——理性是通向知识的万无一失的向导；宇宙机械论——宇宙是独立于人的有其自身严格规律的机器；道德自律论——人只要按着理性的要求生活其未来便充满希望；人无原罪论——人天生并不堕落，只是教士和暴君迫使人们堕落。这其中理性崇拜则是核心。因此，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理性的本质就是一种普遍性、必然性和唯一性的形式追求。但是，理性具有鲜明而又强烈的对象化趋势。它总是体现在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人类精神活动之中，即宗教、道德信念和知识的实证基础。这样，每一个理性哲学家都在构造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理性形式，而同时又完全忘记了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身也被理性化了，他本来是时代的背景实践和推理性实践的产物，他却把自己当成普遍性、必然性和唯一性的化身。普遍性与必然性作为外在的包涵与超越是自身向世界的敞开和投射，唯一性作为内在的统摄与超越却是自我的满足和遮蔽。于是，理性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就从唯一性变为唯一者了，理性就失去了非人格化的贞操，完全变成了人格化的污物，普遍性、必然性、唯一性的短暂同盟便随之彻底解构，唯一者的个体性、具体性、随机性、独断性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学术的舞台和政治的舞台，对理性的热爱和追求就成了对唯一者的自恋与追求。这就是理性崇拜转为英雄崇拜的哲学逻辑。当唯一者成了目的论设定之后，其他的一切事物就是不折不扣的手段了。目的实现是对手段的扬弃，在历史之中的唯一者自身作为目的他要不停地扬弃用旧了的手段，他于是掉入了自我异化的循环之中。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一切现象是与一切现象同一的，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东西同时与本身同一了”（注：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现代的人文精神再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是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了，而是个体的人是世界的唯一者了。 在人文精神的现代性形成、发展、统治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几乎每一个哲学家，无论是用理性构造哲学，还是用非理性构造哲学，都是在追求唯一者。康德撰写哲学目的是给哲学做“末日裁判”。黑格尔用哲学推导了太阳系有七大行星，当天文学家用观测证明是九大行星时，他则认为事实比哲学更可悲。这些理性主义者是如此，那些非理性主义者也如此。“存在主义真理是对客体和理论上不确定的某种事物的热情而内在的信奉，是存在着的个体可以达到的最高真理，克尔凯廓尔就十分清楚，按照他的定义，真理等同于信仰……他相信个体同上帝融合的可能性，这种融合并不抹煞个体。即使个体同上帝建立了关系，他保持他的个性，上帝仍然是一个绝对的他者”（注：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4—665页。）。克尔凯廓尔把人看成是可以和上帝交流的个体，当然这样的个体只能是少数的甚至是唯一的。而到了尼采那里，他则要杀死上帝，杀死上帝的目的是自己成为查斯图斯特拉，即新形势下的上帝。当萨特以主体性构造存在主义时，他则制造了一个自我膨胀的主体，登峰造极的主体，这个主体则是大写的“自我”的集中代理者。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不允许其他个体真正成为主体，都不允许其他主体获得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是个无法接受的哲学信条，比尼采的权力意志还要可怕。结构主义也是有感于存在主义这种唯一者的霸道，才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无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哲学，然而却是个纯粹形式统治的哲学，人的自由还是丢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