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知与问题：哲学的起源 西方传统哲学的起源学说，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惊异”说为代表。在亚氏看来，哲学是一种纯学术，哲学的起源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991年），第5页。 ）亚氏实际上将哲学当作对自然的认知，当作对自然的原理和原因的寻求。因而“惊异说”也可称为“认知说”。与亚里士多德以自然为对象，以寻求知识为目的的哲学起源学说不同，杜威从文明史探讨哲学的起源，认为：“哲学开始于对生活呈现的困难的深刻而广大的反应。 ”（注： John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New York:henry Holt andCompany, 1920),P.53;1920年4月至6月在南京师范学校所作的《希腊哲学概论》（19讲）系列讲演中[Types of Thinking (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84),P.202.]， 杜威说：“哲学本身产生于混乱。当习惯和传统被证明不是应付不安的情境的适当手段时，人们被迫去思考，去将他们的思想组织成样式，从而哲学产生了。”）这是典型的哲学起源“问题说”。亚里士多德的“惊异说”实际上将哲学当作一种思辨产物，以科学作为哲学探索的素材，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杜威的“问题说”认为古希腊的诗、戏剧是哲学的素材，哲学的产生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过去的信仰和原理的组织和一般化阶段，但只有这个阶段还不能产生哲学，哲学的产生还必须经过调和实际知识与传统的情绪化信仰这两种精神产物的矛盾的阶段。因为在这阶段产生了一种理性研究和证明的方法的动机，将传统信念的本质因素置于牢固的基础上；发明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方法（逻辑方法），纯化传统而使传统的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不受损害，从而增强传统信仰的势力和权威。“简言之，就是使从来靠习惯维系下来的东西不再依靠过去的习惯，而以存在和宇宙的形而上学为基础，使它复兴。”（注：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p.17.） 杜威的“问题说”赋予哲学起源很强的保守色彩，就是说，他认为以形而上学代替因现实的冲突而动摇的传统习惯，目的是为了保证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的价值。在他看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正统派哲学是为了这个目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复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杜威进一步将西方正统哲学概括为三个特质：哲学的任务就是为所接受的信念和传统的习惯进行理性辩护；它的方法就是很重视理性和证明，三段论的产生是为保证传统习惯的终极性和不变性，保证行为法则的确定不移，从而使传统的习惯、信仰成为“终极的完全的真理”；因而必然主张二元论世界观，将存在的世界分为“至高终极的实在的世界”和“经验的、相对实在的现象的世界”。正统“哲学妄自以为论证超越的、绝对的或内在的实在的实存和启示这个终极的至上的性质和特色为己任。”（注：Ibid.,P.23.） 关于哲学的起源的看法，胡适基本上吸取了杜威的观点。杜威上述所概括的西方正统哲学的三大特质，胡适不但完全接受，而且用来分析中国的传统哲学。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正统哲学是儒墨两大派”，具备杜威所概括的正统哲学的三大特点：（一）调和新旧思想；（二）产生辩证的方法；（三）主张二元的世界观。并下结论说：“无论从中国历史或西洋历史上看，哲学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而我们研究哲学，是要叫哲学当作应付冲突的机关。”（注：1925年5月17 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为哲学研究会所作“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的讲演稿（明宵记录稿，载于1925年5月31日《国闻周报》第二卷第二十期）， 转引自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4页。）胡适认为，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但是他不同意“哲学思想起源于人类惊疑之念”的说法，说：“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胡适接受杜威哲学产生的动机是调和新旧思想的看法，认为“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4页。）而中国古代方法论的产生，在胡适看来，也是为了论证哲学家各自所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孔子的正名学说的宗旨就是，“建设是非善恶的标准。”（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4页。）以便达到名正言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的理想社会，从而恢复王朝的中央集权。按胡适的观点，方法论不仅是西方大哲学家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家的中心问题，“哲学是在探索整顿、理解和改善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当中产生的。”（注：Hu Shih (Suh Hu),The Development of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 （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1928,P.17；参见《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2页，译文稍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