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3 —5281(1999)03—0042—08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齐名被并称为19世纪德国三大思想家，又因他的“超人”学说和强力意志论被攻击为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尽管人们看法各异，褒贬不一，但他作为一个处在世纪转折点上的哲学家，始终影响着当代西方思想界。当然，尼采影响之大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全都是积极的。罗素在谈到尼采的影响时说：“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第319页。）诚然，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献，就会发现凡是现代西方思想界所热衷谈论的课题，尼采都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来了。尼采一生所关心的虽不是哲学概念的语义分析，也不是建构一套深思熟虑的哲学体系，但他却通过对人的生命的深刻观照和体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生哲学——这正是构成尼采在哲学史上地位的根本因由。本文就此谈谈他所刻画的人生画卷的观感。 一、尼采人生哲学的起点，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作为一代哲人，他的学说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是人生的意义，尼采哲学的闪光之处首先在这一主题上显示出来。 19世纪50年代后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德意志帝国在大工业迅速发展中趾高气场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马克思主义者曾无数次地描述过那里资本主义的真实图景。鉴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带来的通弊日见明显，尼采在回顾早期论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中谈到：“生命是受病了，病于工艺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生，病于工人的无个性，病于分工的经济学谬见。结局：文化消失，近代科学活动化为野蛮主义。”（注：尼采：《瞧，这个人》《不合时宜的思考》。）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且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驾驭着这种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 页。）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尼采不免忧心忡忡：衰落文化那触目惊心的荒凉，现代人那“无家可归”的彷徨，被基督教的毒汁浸润了人的心灵的僵固，都急切地需要寻找一条创造人生的新路。 布新必须除旧，尼采义无反顾地对欧洲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教会是一切可能想象到的邪病中最严重的邪病。它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废物，把清白正直搞成精神上的卑鄙龌龊。于是，他发出了憾人心魄的强音——上帝死了！自命为“杀死上帝的凶手”。他不仅一再证明上帝已不存在，而且进一步剖析了人对于上帝信仰的动因，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中宣称：“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上帝死了，因此那些渎神的人们也一同死了”。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应当迈出坚定的一步去迎接恢复了人的地位的未来的曙光。要实现生活意志，尼采热望于酒神精神。尼采写道：“我们刚才如此阴郁描绘的现代萎靡不振文化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如何突然变化一阵狂飙席卷一切衰亡、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猩红的尘雾，如苍鹰一般把它们带到云霄。我们的目光茫然寻找已经消失的东西，却看到仿佛从金光灿烂的沉没处升起了什么，这样繁茂青翠，这样生气盎然，这样含情脉脉。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注：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0节。）这位哲学家用诗的激情赞颂酒神精神，旨在拯救人的灵魂，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尼采正是这样用酒神精神去冲决以理性为特征的欧洲传统文明的罗网，创造属于人自己的自由的、灿烂的人生。他断言，酒神精神是旧式文化、教育、文明不得不为之俯首听命的“公正的审判官”。假如说《悲剧的诞生》拉开了尼采哲学的序幕，那酒神的象征却伴随着哲学家度过一生。直到晚年他在著作中还鲜明地写道：“设想一种对人生的最高肯定状态，其中同样不能排除最高痛苦，即悲剧性的酒神状态。”⑤他认为酒神充溢着孕育未来的力量，破坏、激怒和挑拨着一切现存物。尼采赋予酒神令人钦羡的品质与潜能。酒神将导引人同传统开战，展示生命的本质，走向生命之路，不断地自我开拓，自我奋争。 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家，验证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提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这是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的，同样也是他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概而言之，尼采的价值观的意义在于破坏传统的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所表现的旧价值与反价值，推倒偶像，转换标准。因此，他主张唯有生命本身才是价值标准，价值应当由人赋予，人是价值的赋予者和赠予者，同时又是评定者。他认为，现实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价值又没有确定的标准，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反映了尼采绝对地否定西方文明的勇气，是为了打通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建立起他赖以生活的信仰的道路的前提。尼采不遗余力地毫不留情地否定那些不利于生命发展的观念和制度，把旧道德原则下反价值的积弊公诸于众，这也毫不逊色地可以视为破旧立新的壮举，虽则是那般孤独无援，苍白无力。既然我们可以用足够的热情去肯定文艺复兴时期“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的口号，肯定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封建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尼采作为先行者对于上帝的又一次征伐，我们没有理由漠然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