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解读在中国的演变

      德国的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是一位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震惊世界的大哲学家。仅以中国（1949年后仅指大陆）为例，他的学说就先后在五四前后、抗战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掀起过三次热潮。从1902年梁启超首次论及尼采算起，我国的尼采解读史已近百年。若以解读者的主观动机和解读活动特征为标准，整部尼采解读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功利化解读期，由本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包括第一次“尼采热”；（二）政治化解读期，由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涵盖第二次“尼采热”；（三）学理化解读期，由80年代初期至今，中有第三次“尼采热”。下面对我国的尼采解读史作一简要梳理，并谈谈笔者的两点看法。

      一

      先看看第一阶段对尼采的解读情况。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表明中国学习西方仅停留在器物即科技工程层面是治标不治本，戊戌政变的发动及辛亥革命后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则意味中国在体制即政治法律机制层面学习西方还缺乏广泛的基础。因此，在思想层面吸取西方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以滋补中国人，进而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培育“新民”，成了觉醒者的当务之急。但是，这些觉醒者无法绕开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传统在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固守这一传统、宣讲这一体系仍大有市场。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以及国粹派、国故派，不停地鼓吹尊孔复古，图谋称帝的袁世凯甚至将“孔子教义应为国民教育养性之基础”一类的话写入了宪法草案。直至20年代，蒋氏政权还在提倡旨在恢复旧道德旧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为了击退保守派、反动派甚嚣尘上的论调和别有用心的宣传，进而造就一种有利于“新人”成长的氛围，进步思想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们用来反击保守派、反动派的武器便是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如17世纪的英国经验论，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和唯意志论。尼采哲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我国的。

      尼采是一个唯意志论者。 他的核心思想是“权力意志”（derWille Zur Macht，又译为“强力意志”、“冲创意志”）。 酒神精神是权力意志的初级形态和艺术形态，它可使痛苦的人生充实而壮丽；“超人”（der bermensch）是权力意志最完美的承载者和体现者，“超人”的目标可促使人类不断扩张、超越。权力意志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一切传统价值如基督教伦理、理性派哲学、传统的教育制度等予以否定和重估。很明显，尼采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和进取精神。如前所述，否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传统，重塑富有活力富有进取精神的“新民”，正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目的，尼采学说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自然便成了他们攻击反动派、保守派的匕首和投枪。他们解读尼采学说的重点，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在了反叛意识和进取精神这两个方面，使这个阶段的解读活动染上了浓郁的功利化色彩。

      这个阶段解读尼采的大致情形是：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4年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中开我国解读尼采的先河。随后，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尼采著作的鲁迅，于1908年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文中涉及了尼采的思想如超人说。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1915）、谢无量在《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1915）、沈雁冰在《学生与社会》（1917）等文章中，或介绍尼采生平及学说，或改造、活用他的理论。五四运动前后，第一次“尼采热”扑面而来。鲁迅、傅斯年以杂感、田汉以翻译、郭沫若以诗歌、胡适以评论等形式介入对尼采学说的解读活动。沈雁冰发表了代表这一阶段研读尼采最高水准的《尼采的学说》（1920），李石岑也作了《尼采与吾人之思想》的演讲（192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石岑主编的《民铎》杂志在1920年出了“尼采号”，上有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S·T·W 《尼采学说之真价》、朱侣云《超人和伟人》以及白山的《尼采传》等七篇著译文章。20年代中期以后， “尼采热”渐渐退潮。 除李石岑《超人哲学浅说》（1931）、黄素秋《谈谈尼采的超人哲学》（1934）外，便只有鲁迅的杂感、楚图南及梵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译序”等提到尼采了。这个阶段解读尼采学说最活跃的是鲁迅、沈雁冰和李石岑。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对尼采学说中反叛意识和进取精神的解读情况。

      （一）对尼采重估传统价值的反叛意识的解读。梁启超认为：尼采已看出当代“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社会欲进步，此弊不可不除。王国维则说尼采不甘做传统价值观的“役夫”，力求“驰其负担，而图一切价值之颠覆”。有“中国的尼采”之称的鲁迅，在《破恶声论》及《随感四十六》、《再论雷锋塔的倒掉》等文中称尼采为“偶像破坏的大人物”、“轨道破坏者”，称他的学说旨在“易信仰”。郁达夫在《静的文艺作品》中则指出尼采“痛说西洋各国的皮相文明（物质文明——引者）的可鄙”。胡适在《五十年之世界哲学》中也肯定尼采重估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沈雁冰在《尼采的学说》中着重指出：“尼采最大的也是最好的见识”就是“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它们的价值估定”，就是“扫荡一切古来传习的信条，把向来所认为绝对真理的根本动摇。”李石岑在《尼采思想之批判》中也声言：尼采“学说之特彩”乃在于“价值之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