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非理性，历来是一个争议纷纭的问题。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划分意见世界和真理世界、柏拉图划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开始，就有了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野和碰撞。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一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分野和碰撞的历史。非理性与理性这两个在形式上绝然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却有着内在的、无法截然分开的深层联系。要探讨非理性同时也必须探讨理性。在西方，理性和非理性是一对极具歧义性的概念，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性观和非理性观。在本文内，我的观点是，可以把从古希腊以来发展到现在的非理性观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先验的非理性观、宗教非理性观、人本主义非理性观。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先验的理性观和非理性观。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崇尚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可译为理性的词有两个，一是“逻各斯”，即规律、道理；一是“奴斯”，即心灵、思维。理性就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心灵和思维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意味着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一致。在古希腊人看来，世界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是依据逻各斯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人类的理性是神的理性或世界理性的一粒种子，因而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本质。赫拉克利特为生生不息、变化不居的现象世界找到了根据——逻各斯，柏拉图提供了一个由最高的善的理念统领的等级森严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构造了从最低级的、纯粹的质料到最顶端的纯形式这样一个合乎理性的宇宙结构。古希腊哲学的非理性观带有先验的神秘色彩。柏拉图作为一个先验的唯理论者，在大谈以理性治国之时，也肯定了非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人的灵魂有理智、意志、欲望三种德性，其中意志和欲望就是非理性。柏拉图大谈灵感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但在他那里灵感却是神赐天启的，灵感等同于神感。先验的非理性观所具有的先验的神秘色彩以及对理性的过分崇尚孕育了宗教的非理性观。 在古希腊晚期哲学中出现了泛神论的斯多葛哲学、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哲学和怀疑论哲学。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哲学怀疑现实存在和人的理性，为追求超验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开辟了道路。后来的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将柏拉图的先验理性（理念）宗教化，认为只有直觉才能把握绝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世界神秘的“太一”。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神秘主义性质，使它成为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理论来源，成为先验的非理性观过渡到宗教非理性观的中介和桥梁。 在中世纪，宗教非理性观最终取代了古希腊时期的先验的非理性观。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核心是确立了对上帝的信仰。但宗教哲学内部也存在非理性与理性之争，宗教哲学内部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表现为理性与信仰、意志的关系。宗教哲学中曾有过以安瑟伦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主智说（Intellectualism）和以德尔图良、邓·司各脱、 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主意论（Voluntarism）的争辩。邓·司各脱、 圣·奥古斯丁和德尔图良提出上帝意志决定一切，主张人的理性服从于对上帝的信仰。面对主意论人们不免要问：上帝对丑恶行为是听之任之还是无能为力呢？如果是后者，说明上帝并非全能；如果是前者，说明上帝并非全善。托马斯·阿奎那为了克服主意论的理论矛盾，提出上帝理性决定一切，主张上帝的理性高于意志。主智说为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确立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可怀疑的信仰。从这一点看，它是非理性的，但是它为维护这个信仰所展开的论证过程是理性的，它并不满足于理性服从信仰的简单结论，而且为使信仰具有合理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随着主智说中上帝“理性”观念的强化，经过文艺复兴以人性反抗神性，上帝的“理性”演变为人的理性。 17世纪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把人的理性视为人们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将知识建立在观察、实验等经验的基础上。培根提出，人类理性是整理感性经验的手段，是使人强大起来主宰自然也主宰自己的基本原因，人类理性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观原因。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将知识建立在天赋观念的基础上，以为理性是天赋的理论思维能力。经验论本身并不排斥理性，甚至在承认理性这一点上与唯理论有相融性，只是在知识的来源上与唯理论不同罢了。经验论强调的是经验理性，唯理论强调的则是思辨理性。 17世纪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确立的思辨理性观和经验理性观，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者的政治理性观。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洛克的国家起源说及其政治观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制度的理性沉思。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继续从理性出发沉思人性、国家、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形成了一种政治理性观，并把政治理性观付诸自觉自为的政治实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们认为理性即自然性、人性，是正义和人道的别名。伏尔泰把全部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把理性视作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孟德斯鸠的法律、自由、平等观念和三权分立理论，是政治理性观的集中体现。 17世纪唯理论和经验论确立的思辨理性观和经验理性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政治理性观及其政治实践，为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全理性观打下了基础。德国古典哲学使理性内在化、伦理化、本土化，企图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历史观等领域建立一个理性王国，形成了一种大全理性观。康德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确立理性的权威和能力，给理性在自然、伦理、审美、历史领域以应有的地位。他认为理性是普遍的人类理性，是最高的认识能力、道德律令和审美的反思判断力，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理性，理性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还使人具有自律的能力，正是人的理性才构成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黑格尔集大全理性观之大成，他一方面把理性作为人的最高的认识能力、认识阶段和认识方法，认为理性能通过现象认识本质，通过有限认识无限。另一方面又将人的理性及其能动性贯彻到一切领域，把理性看作无限权力、无限素材、无限形式的实体，把理性由人的认识能力提升到世界本性和历史主宰的高度。他认为，人类理性和宇宙本体理性是同一的，人的理性是对宇宙本体理性的反思，宇宙本体理性扬弃了人的理性，也只有在人的理性中才能得到完成；整个宇宙包括自然、人的精神和社会历史都受理性的支配，“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页。）。黑格尔建立了最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理性哲学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全理性观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并导致了理性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