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反基础主义 （一）追问“基础”的合法性 在古希腊，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成果基本上都囊括在哲学之中。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各门具体科学渐次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中，哲学都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就哲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人们习惯于认为，哲学家们首先研究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问题，从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然后这些思想原则被运用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就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探讨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就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来说，十分典型的传统看法是，哲学肩负着为知识寻找基础并说明知识本质的重任，它先于并高于各门具体科学；只有它才能说明知识的合法性，只有它才能评判各门具体科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正如罗蒂所揭示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它能够这样做，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1页。） 然而，在哲学发展史上，那些曾经是由哲学加以探讨的许多问题不断地被技术化了的各门具体科学当作自己的问题加以研究，这就使哲学的内容似乎显得越来越贫乏。纵观哲学两千多年的演化，哲学仿佛总是在出发点附近徘徊，那些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和阐释过的哲学问题，在以后的各个时代里仍然占据着众多哲学家的探索空间。与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所呈现的进步态势相对照，哲学好像始终都摆脱不了那些几乎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的纠缠。到了20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曾经声名大噪的哲学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苍白无力。一些学者开始否认哲学的基础地位，并试图用自然科学取代哲学以便为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奠定牢靠的基础。与此相关联，哲学开始科学化，一些哲学家以谈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术语为荣。结果，哲学越是坚持精确化、严格化的理想，它就越远离现实生活，其基本主张也就越显得荒谬可笑、不合时宜，它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陷入大众敬而远之的边缘处境。与此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诸如与科学技术的运用密切相关的那些严峻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就使学者们认识到，把科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仍然是成问题的。 既然哲学、科学都不足以为知识奠定基础，那么，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作为各种知识共同根据的所谓基础的东西？更进一步，是否哲学中的基础概念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种对“基础”合法性的追问，直接导致了一批反基础主义者的产生。在这批反基础主义者中间，美国哲学家罗蒂、奎因、普特南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是主要代表人物。 （二）梳理基础主义的脉络 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的对立物是基础主义。所谓基础主义，按照R·伯恩施坦的说法，指的是如下的哲学信念、哲学共设：即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注：R·伯恩施坦：《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8页，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而否定这一信念的反基础主义乃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难怪有的哲学家会直言不讳地声称，“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就是反基础主义”（注：Bill Shaw:"Virtues for a postmodernworld"＜Business Ethics Quarferly＞,Vol.5;No.4,1995,Oct.）。 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哲学产生之前的哲学发展史，实际上不过是基础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交互更替的历史。属于基础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们，尽管对基础的理解和设定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基础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柏拉图把理论看成是万物的基础，感性的个别事物得以存在，是由于摹仿或分有了理念。在近代，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这意味着，知识的可靠基础乃是“我思”。康德尽管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试图为人类的知识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但是，他的终极关怀仍然是怎样为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确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同样没有走出基础主义的樊篱。人文主义者或者把意志或者把生命或者把人格等看成是某种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的东西，而科学主义者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基础主义的征象。 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所有与基础、原理或中心相关的名称都指明某种不变的存在”（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92页，1978年英文版。），但是，这种“不变的存在”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所有那些被传统哲学家奉为神圣的所谓基础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某种主观任意的虚构。普特南曾经宣称，“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注：普特南：《带有人性的实在主义》，19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罗蒂也明确指出，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的目的是在于“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