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代美国的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从语言哲学角度，准确而又辩证地评述了语言学中索绪尔的“符号系统”理论、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指出：索绪尔从语言系统的整体性角度，否定具体言语对象的实在性；俄国形式主义者不仅一贯排斥内容，而且总是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法国的结构主义者也是站在形式主义立场上，主张：实物或表面现象的历史观念已经被模式的历史观念所取代，“人类的一切自觉的思维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模式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是由该模式决定的。”[1]詹姆逊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代表了现代哲学中无处不在的那种脱离具体内容，脱离各种能指理论的普遍趋势的极点。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它们都是“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理论的体系”。语言符号所指向的“无限退行”“表明有一种最基本的对象语言是评论的语言永远不可能企及的。这种对象语言就是语言本身”。因此，“用语言系统来说明现实，用新的语言学术语来重新表述哲学问题，这一选择必然是一个专断的决定，必然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阐释方法”。目的是要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一切皆语言的观点无可辩驳，也无法辩护。”([1],P.155)而在詹姆逊看来，人类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符号和所指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规定语言的本质及其与实在的关系呢？詹姆逊是从辩证地评价端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始的。 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模式 弗尔特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作为本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系统”理论，对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语言的形式和内容、语言的对象化和主观性，以及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等成对的概念及范畴，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区分。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好比一张纸，思想是其正面，声音是其反面；我们切割一面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切割另外一面。同样，在语言中，我们既不能使声音脱离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脱离声音。”[2]人的思想变了，语言的意义也必然要跟着发生变化。这样一来，语言作为一个思想和声音不可分割的有系统的整体，永远都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蕴涵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性，即在语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产生某种即时性意义。因此，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是有区别的。历时性突出了语言意义的相对性、变动性，以及指谓对象的主观性和非实在性；而共时性则着重突出了语言意义的绝对性、不变性，以及指谓对象的存在性或实在性。与历时性相比，共时性更是语言的本质。因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个别、孤立的词，而应该是词或词的意义的相互关系，即它们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认为，过去语言学中，术语发生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那些传统的语言学家们总是从语言的个别性和对象化出发，试图给具体的实体命名，而语言学恰恰是一门以没有这些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能找到事先就存在的事物，你可以随便从哪一个视点去观察它们。可是这里却先有视点，当然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肯定是先有视点；然后你再靠它们去创造你所要的东西。当你的视点是正确的时候，这些创造物就与实际相一致，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情况。但不管是一致还是不一致，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东西是事先就独立存在的，即使是你认为最为物质的东西，如一连串的语音这种最明显能够自己证明自己的东西，也是如此。”[3] 对于上述索绪尔的非实在论观点，詹姆逊评论说，他的关于语言的指谓对象所遇到的危机，只不过是当代科学所面临的更大危机的一部分而已。例如，在物理学中，光波理论和光粒子理论之间的交替，就让人们开始对原子是一种物质的观点产生怀疑。另外，物理学中所谓“场”的概念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概念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表明了一个现象；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到了感性认识的极限。其研究对象已不是被各自有形的结构互相分割开来，或者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剖和分类的东西或有机体。而在“场”或“系统”的观念所暗示的“这个新的、无形的或非物质的世界中，内容就是形式；你只能看到你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东西；方法论上的出发点不只是简单地指出了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是创造了对象。”([1],P.12）所以，在语言中实质上是只有应用或实践价值上的差异，“没有可从正面肯定的东西”。这种价值和实物上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 那么索绪尔是如何解决这种对立的呢？詹姆逊说，即使在我们把纯物质的基础抽象化之后，系统这一概念的根本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如果说物体不是象正常理解的那样存在的话，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是怎么起作用的呢？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又表现在哪里呢？问题很明显，在索绪尔那里，构成语言系统的最基本成分或最小的单位，似乎是能够自己确定自己的，在逻辑上是不能被超越的最底层。“这种单位的特点就是这种单位本身。在语言中，就象在任何符号系统中一样，赋予符号特色的东西就是构成符号的东西。差异构成价值和单位本身，也同样构成其特点（或特征）。”([2],p.168) 对于索绪尔在否定语言指谓对象的过程中，必然要陷入的逻辑矛盾，许多语言学家都曾经十分懊恼的说：他的“这种说法的缺点就在于，解释的过程在给符号下定义时，就包括在符号中了。”在索绪尔那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不仅没有确定不移的本质含义，一切意义都取决于使用它时前后左右的语境背景，而且“最后还需靠本族语言使用者的直觉来确定它是否具有某种区别性特征。”而詹姆逊本人对索绪尔的有关“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却另有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