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法国思想界盛行的是种种人本（人道）主义思潮，即人格主义、价值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潮，其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最为活跃。按照后结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看法，它们源自于当代思想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的作品的人类学读解。（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115～11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针对存在主义的主体、意识、个体、存在、本质、历史性等概念，结构主义借助语言学（主要是结构语言学）的成果，提出了主体离心化、无意识、结构、意指、模式、共时性等概念。存在主义的生存领会关心的是个体及其主观性，而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关注的是结构和客观性。在60年代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哲学家、文化思想史家福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巴尔特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发表了许多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很快就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它在法国占据学术思想舞台，并向世界范围扩大影响之时，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 结构主义的分化源自于其内部的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的斗争。在6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肩负结构分析的“科学使命”，他们维护列维－斯特劳斯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静态地分析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努力，以二元对立结构阐释文学和艺术，仍然致力于建设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学理论家格雷马、布雷蒙、托多洛夫等人，他们被称为“真正的结构派”。（参见楚尔加诺姓等：《当代国外文艺学》，中文1版，1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与此同时，德里达、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福柯、拉康等人开始对列维－斯特劳斯表示不满，把他看作保守派，看作西方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堡垒。这批人放弃了他们原先追求的科学目标，走向了更具批判性，同时也更具游戏色彩的后结构主义。 通常，人们把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看作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标志。事实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应该是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的三部引起强烈反响之作，即《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大多是他以前发表的文章的汇编或改写）。这三部力作是对结构主义科学理想的实质性的突破，它们将理论阐述和文本阅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福柯的《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话语的秩序》(1971)对于非连续性或断裂的关注、对于话语的自主性与自足性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德里达的上述著作一道为后结构主义确立了理论基础。巴尔特的《作者之死》(1968)、《S/Z》(1970)、《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的愉悦》(1973)等著作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之继续和发挥。德里达本人于1972年发表的《哲学的边缘》、《播撒》、《立场》，以及后来发表的《丧钟》(1974)、《马刺》(1976)、《有限公司》(1977)、《绘画中的真理》(1978)、《明信片》(1980)、《符号海绵》(1984)等著作越来越淡化理论，明显地走向了文本拼贴（嫁接）和文字游戏。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各卷都有明显的重局部分析，把话语权的排斥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特点，越来越强调话语增殖。由于如上作品在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结构主义的领地逐渐被蚕食，一个后结构主义时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当此之时，许多结构主义的追随者改宗后结构主义。例如美国文学理论界本想引进结构主义，由于情势变化，引进的主要是后结构主义，或者把后结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引进。 然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很少有人公开地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有些人甚至同时拒绝两种称号（比如福柯）。这表明在两者之间划界是十分困难的。应该说，明确区分两者是后来的事情。前苏联学者加林斯卡娅写道：“后结构主义产生的准确年月无从判定，因为这一流派是在文艺结构主义的范围内萌发的，它既是结构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的最初一些论著基本上都是在结构派的书刊中发表的。”（同上书，第223页。）这种情况使得两者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经常出现将两者混淆的情况。显然，我们无法脱离结构主义来理解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评，但同时又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它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许多学者都提出，不知道结构主义者巴尔特，就无法理解后结构主义的巴尔特。这一看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代表人物头上。比如德里达，他早期也是在结构主义框架内工作的，然而学术界较少关注其早期努力，更多地看重他后来的批判性倾向。实际上这种批判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清算。我们也不应该离开具体代表人物来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总体上的界说。有人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情形也大致一样。后结构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与德里达开启的解构理论差不多是同义词，在通常情况下则指德里达和后期巴尔特的工作，不太确定地也把福柯和拉康的工作包括在内。它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参见利斯、沃格：《现代文学理论读本》，英文版，109页，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92。）的确，它在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那里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从每一个后结构主义者那里看到“家族相似”，而不可能对其作出“完整概括”。 后结构主义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工作。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被归入到这一正统之列。作为一种“反索绪尔主义”，它仍然关注语言学方法，但它采取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不是强调所指的优先性，而是更加关注能指方面，进而玩弄文学游戏；在对文本的处理上，不再关注静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文本的能产性，并因此由规范描述转向文本开放。总之，尽管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生育了后结构主义，甚至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含义的全面展开，但十分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的重要性，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当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突破的。一般而言，拉康前后期较难区分，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处于“结构”与“解构”的张力中，德里达的整个解构理论和巴尔特后期的结构消融论则断然地抛弃了“结构”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