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释学是指由海德格尔为其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在对其哲学主题——存在的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特征的性质，这使他的哲学成了一种解释学的存在本体论。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理解的论题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因此成为新解释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 一 一般地说，新解释学起源于西方启蒙理性观的失败，起源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引致的哲学危机。特别是在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以后，分别代表西方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不断暴露出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新解释学接过了旧解释学的话题，但以一种完全“另辟蹊径”的方式重新描述了人以及世界存在的意义。 对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来说，科学及其方法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科学的节节胜利所导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突飞猛进使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信赖的高贵的理性主体。哲学自从脱离宗教的控制以后，就在为人的理性能力作论证。形而上学的主题仍然是哲学的支柱，但由于受科学成功的激励，人们的主要兴趣逐渐集中到了对认识和知识本身的探究上。这造成了如下后果：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理性主体、人性的自主性通过新的哲学观念的确立而形成；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理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对欧洲的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来，它仅仅在主观主义的主张中得以延续。 当人们认为唯一真正的科学就是实证科学，科学观念被简化为只是关于纯粹事实的问题时，也就是说，当主客关系被基本上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危机便显著地表现出来。科学被从人类认识的总体关联中分割出来，并成了具有独立意志的理性模式。必须以科学的理性为理性，因此，也必须以科学的方法为方法，文艺复兴的信念被实证主义歪曲地发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双双受损，丧失了生活意义。胡塞尔总结说：“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第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大体上说，这就是欧洲哲学危机的一般意义。 曾经出现过许多克服危机的努力。旧解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已经把自己纳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的解决中，存在主义则试图通过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心理学—伦理学描述重现自由的绝对意义。以实证主义传统为根基的分析哲学企图以比实证主义的兴趣更为狭窄的语言学的认识论来遗忘主—客二分的困境，虽然并不成功，它的语言学方面以及海德格尔对语言问题的讨论一起却意外地促成所谓“语言学的转向”，这使得西方人一时间误以为可以在语言对思维的替代中找到真正的存在，从而找到哲学的真谛。 然而，这些努力都进一步引起了新的困境。旧解释学未能摆脱客观主义的方法论控制，因此在认识论上不得不陷入一个逻辑圈套——解释的恶性循环。存在主义则在对“绝对自由”的向往和失望中背弃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除了是一种对理性的极端态度外，不可能真正对意义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同时不能认为分析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使它接近了问题的解决，因为（总的来说）分析哲学仅仅关心语言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方面，好象语言是某种可以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无关的东西。 所有这些发展，包括它们的弊端，都为新解释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旧解释学那儿它得到了“理解”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主题；受存在主义的启发它把哲学视为是一种探究存在的意义的活动；分析哲学的语言学主题则被它以海德格尔的方式转换为从属于存在理论。新解释学的问题虽然仍然可以看作主要是针对旧解释学的，但它不仅在“解释学并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这个观念的支配下改变了几乎每一个传统解释学命题的意义，而且由于把造成意义困境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新解释学就在反对旧解释学的同时彻底抛弃了旧解释学赖以存在的世界观基础。 因此，新解释学虽然象旧解释学一样仍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它的结论都导致否认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性观。新解释学不承认理解具有确定性，同时对解释的客观性也持否定态度。由于这些见解，尽管新解释学并未有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展开后现代话题，它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并被看成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二 作为正确解释上帝的指令和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解释学本身是相当古老的。随着近代科学概念和方法论概念的产生，19世纪初，显然是得益于这种近代科学传统，施莱尔马赫首先使解释学摆脱了一切教义方面的偶然因素，使它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为一般学说确立起来。但是，解释学本身的传统任务并不是对事物进行科学说明，而是揭示文本，即各种历史文献的意义。解释学本身的性质，以及19世纪德国历史科学的巨大成就使狄尔泰强烈意识到了把局部的解释问题纳入更广阔的历史知识领域里去的必要性。在狄尔泰看来，解释学要为一般人文科学承担起方法论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