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哲学史，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一种是哲学史家的读法，它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对哲学史上的文本考证梳理，为人们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有关哲学史的知识。另一种是哲学家的读法，它常常打破传统流行的理解模式，为人们开辟出一个新的视角。《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就是以后一种方式撰就的力作。 我们曾经熟悉这样一种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诠释：滥觞于古希腊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一条主线隐含其中，那就是对于知识可靠性根据的寻找。于是哲学与科学有了不解之缘：早期它是科学的“养母”，后来又成了科学的“侍从”。哲学的命运让人沮丧，它在所谓“分析的时代”的20世纪，一度不再能发表任何“有意义”的见解，而只是一种据说仍很重要的活动，“哲学终结”的口号已不止一次地喊出，它的萎缩似乎已是难以避免的归宿。但是，这朵曾被誉为“人类智慧结晶”的花朵难道注定就这样谢落在认知的土地上？《心蕴》给了我们一种别开眼界的回答：哲学从一开始就与科学处在不同的角度上，它所关注的不是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对人类自身的反思。诚然，它也谈世界，也谈知识，但与科学的谈法判然有别，它的谈论有着一层厚重的价值底色。除非我们硬要把它和科学塞在一条船上，否则它的命运并不取决于科学的如何如何。 古希腊曾经是西方哲学的家园，此处珍藏着西方哲学的整个秘密。《心蕴》首先将目光投向这里，它对于古希腊哲学的剖析，在我看来是本书最精彩处。它考察了希腊哲学及同时代的希腊悲剧，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西方哲学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起源于对自然的惊异和沉思，而是起源于希腊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它自始就处在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中。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表达了对于“命运”主题的关切；“理念”的提出，表明希腊人由命运感上升为“境界”。终极关怀的坐标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理念并非“存在于那里”有待被发现，它是人的价值悬设，是我们理解万物并改造万物的标准。最高的理念“至善”是人为自己所耸立的最高灯塔，对于人类来说，它是真实的，但同时又是非经验的。从价值的角度，我们对理念的设想并不感到困难，只是当我们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去逼近它时，才会感到无路可寻。《心蕴》对西方哲学源头的探究是富有启发力的，一旦改变了思维方式，我们将会看到，起源于19世纪后半期、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种种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不但不像一些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为的那样，居于西方哲学的正统，相反，它们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叛逆。 站在新的地平线上，《心蕴》对西方哲学史作了新的梳理，并尤其对其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重新予以辨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社会契约论”，康德哲学的真谛以及现象学的旨趣等等。这些梳理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一些流行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康德哲学的读解。按照它的诠释，正是在康德哲学那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哲学的使命不是认知能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它只能通过人类的自我反省才能达到，“三大批判”揭示的其实都是这一个主题。 《心蕴》作者对西方哲学的这一新颖的读解显然不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他的落脚点在于价值形而上学的重建，在于对元哲学的深入反思。如果说，克服命运的使命已由科学承担了的话，那么哲学的鹄的便在提升人的境界，树立价值理想。这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提升，它无待于外在的境遇，不拘于言辞、逻辑；它是统摄人类一切活动（包括认知活动）的出发点。价值形而上学在西方的命运曾由于论说者欠妥的论说方式而屡遭误解，《心蕴》作者于是将目光转向中国。我认为，他近年来在中国哲学领域中的一系列探索，心之所系全在于实现重建价值形而上学的宏愿。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