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西方哲学解释学是在传统解释学的影响下，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流派，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艺批评的中心课题。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就称当代的哲学就应当是解释学。 哲学解释学是传统解释学长期发展的结果。西方传统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是神学解释学、法律解释学、文学解释学等局部解释学阶段。在各种局部解释学看来，解释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方法，研究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学说就是解释学。在局部解释学中影响最大的是神学解释学，它认为解释就是把《圣经》等圣典中蕴含的上帝的意图，通过语言的解释而揭示出来，解释学就是正确解释《圣经》应遵循的种种规则的学问。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一般解释学阶段。他俩的解释学也称为“古典解释学”。 文艺复兴以后解释学就逐渐超出了解释圣典的范围，扩大应用到整个古代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上。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D.E.Schleirmacher,1768—1834）把解释学由对《圣经》等圣典的解释和阐发扩展到人类一切表达方式，把解释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引进哲学，把局部解释学发展到一般解释学。法国哲学解释学的著名代表利科尔说，施莱尔马赫在解释学上产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 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概括为“避免误解的艺术”。他认为，由于精神的同质性，理解乃是原来思想产物的重复。由于解释者与作者存在着时间上的距离，作者当时的用语、词义乃至整个时代背景都可能变化，所以误解便自然产生。他要求解释者不仅要注意作品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消除自己的成见，从自己的心境进入到作者（古人或他人）的心境，揭示作者的心理个性，避免误解作品的真意。这样就可以实现理解一位作者像他本人理解自己一样好，甚至比他本人的理解更好。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理解和解释就是对前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重建。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 ）把一般解释学发展到更加完善的阶段。他认为，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对自然物只能说明，不能理解。而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只能通过理解和解释。人文科学借助于适当的解释方法，就足堪与自然科学比美。他认为，解释就是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直觉或移情，在想象中处于作者的地位和环境，进入作者的个性，把握作者的意图、情感和观念。 使古典解释学过渡到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利科尔说，海德格尔对理解的说明，是解释学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巨变”。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特征。这样他就把解释学由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变成了本体论问题。他指出，哲学本体论的最终任务在于把握人的存在的意义。每一个人的具体存在都是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这一超越过程就是不断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他把人的存在叫“此在”（Dasein）。他说：“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它对这样去存在或那样去存在总已有所领会或无所领会”，“这个此在本质上就是领会”。（《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176页） 他认为，“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本质结构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可能性和事实性。人的存在具有可能性，是指人的存在是有能动性的运动变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筹划的过程。人的存在具有事实性，是指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环境之中的，是“被抛入”一定社会环境中来的，人对此毫无办法。人被抛入一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事实，但对这一世界抱什么态度却是可以选择的，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人的各种选择在其现实性上又不是任意的，是受他所处社会环境制约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 人的存在是可能性与事实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人的理解和解释既是对世界构造和再构造的思考，同时又受着“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理解的前结构”是指在理解和解释之前传统预有的文化习惯、观念和概念系统、对对象预有的假定，即“先行具有”（Vorhabe）、 “先行见到”（Vorsicht）、“先行掌握”（Vorgriff）。他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同上，184页）这就是说，理解和解释不是主观随意的， 总是受着历史上思想文化传统即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他说，那种认为可以有离开理解的前结构的理解的观点，是对理解的“彻头彻尾的误解”，只是一种“认识理想”。但是，理解的前结构只是理解的基础和本质条件，理解和解释决不能停留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和条件下，从事实本身出发，进行思考和构造，清理原有的先入之见。海德格尔说：“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同上，187～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