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后现代话语

      目前作为科学存在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不过是现代思想的残迹，真正属于后现代的是解构主义，其核心话语便是对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消解。但是，首先值得追问的是，西方的历史是否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然后，如果对于这个在场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解构，思想自身是否和如何寻找其出路。解构主义并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它实际上把对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消解这一话语变成了咒语，并且它借此瓦解了人的居住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思想必须走出后现代。作为海德格尔弗莱堡的晚期弟子，博德尔（Heribert Boeder ）正策划着一场无声的反叛：他反对当代思想，反对后现代的话语，他召唤人们重新思考思想自身。

      但是，如何反叛？正如德里达一样，博德尔的基本话语也来源于海德格尔。不过，他不是对其进行解构，而是由海德格尔所谓的本原到达思想的自身开端，从而是一种思想的建筑，以此为人可能的居住作准备，这就成为了所谓“关系构成（Logotektonik）的思想”。关系构成不是原则结构的建筑术（Architetonik），在此，已经不存在原则，只有关系；而所说的关系（Logo），也不同于逻各斯（Logos）， 它既不意味着哲学史的理性，也不等同于后现代的语言。这个关系就是思想自身所构成的关系。那使博德尔的关系构成的思想成为可能的，是他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无穷的分延，而是是或者不是的选择，因此，它是一种决定，也就是选择较好的和最好的。那么，什么是最好的？它正是那在整体中构成了区分的。于是，一种思想是否得到考虑，要看它是否属于整体的一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此部分不是或多或少，而是不多不少，这正是思想的一般建筑学原则。

      1.智慧：人的区分

      如果思想要走向自身的话，那么，什么是那给予去思考并值得去思考的？这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亦即什么是“思想的事情的规定”？海德格尔认为，它是思想中“古之又古的”，是与存在者不同的存在自身，但是，它遮蔽于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只能发生于思想的另一开端。与之不同，博德尔看到了这个“古之又古的”正是智慧，但是，它不发生于一个与形而上学历史不同的另一个开端，而是已经发生于西方的历史。这个智慧就是那给予去思考并值得思考的。它不是本原，如海德格尔所追求的较本原的和最本原的，而是开端，因此，它无需仍然向后回溯。

      所谓智慧就是关于人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正好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区分来实现的。卢梭指出，人只有与自身相区分，才能成为公民。康德也强调，当人被对象所激动时，他要与自身相区分。这些思想都被博德尔所接受并重申，成为其思想中的重要语词。他认为，首先是人自身的区分，然后是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不是相反。许多文化都突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但是，只有西方的思想才将人与自身的区分形成了主题。这种区分首先不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而是语言性的，亦即它形成为最开端性的语言，而且显现为否定性的表达式，它划清了什么是必然存在的和什么是必然不存在的，其弱形式亦即所谓的虚无和存在。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已经表明，人类最早的这种否定性的语言就是禁忌，也就是关于性的禁忌：不能乱伦。虽然它确定了人类原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并从而维系了他们的关系，但是，以禁忌形态出现的否定性语言却是神秘的。在后来的各种宗教中，否定性的语言构成了戒命的基本内涵，如《旧约全书》的“摩西十戒”中的不可杀人等。虽然否定性的语言在此不再是禁忌，而是禁令，但是，它还不是思想本身。否定性的语言告别了禁忌和禁令的形态，从而回到思想自身，这正是西方智慧的根本之所在。如果只是就中世纪的智慧而言，这种对比将变得更加明晰。例如，《新约全书》中的否定性语言就是被思考的并召唤思考的，它充分表现于基督的言谈之中（最后的晚餐的谈话），更不用说保罗和约翰的书信了。它们的核心问题是神的真理和人的谎言的区分，并召唤人们放弃谎言，听从真理。不过，这种听从不是服从，而是理解，亦即思考。但是，如果说智慧是开端性的思想和语言的话，那么，其他文化的智慧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人们难道能说中国的儒道禅不是一种与西方媲美的智慧吗？在此，博德尔看到了它们的差异。中国智慧对于人的规定使人陷入到一种抽象性之中，相反，西方智慧建立了人的具体性。它认为人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个体，凭借理性，人获得了他个人的自由。

      博德尔的突出贡献正是将西方的智慧在当代思想中形成了主题，他认为这样一个智慧结构是由缪斯、圣灵和人的人性的言说所构成的。第一个时代（古希腊）的智慧表达于荷马史诗中，其主旨是：人要成为英雄；第二个时代（中世纪）的智慧显现于《新约全书》中，其核心是：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代（近代）的智慧记载于卢梭、席勒和荷尔多林的著作中，其关键是：人要成为公民。这三个时代的智慧形成了西方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的开端性的话语。如果对这些话语要提出后现代的问题：“谁在说话”的话，那么回答将是明晰的：智慧在说话。这样，在不同的时代说话者不是荷马，而是缪斯；不是福音传播者，而是圣灵；不是卢梭，而是人的人性。这些言说者不可能回归于一个更高的本原，因为言说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在言说中得到了规定，而它的实现正是话语。因此，不是“谁在说话”而是“说了什么”，才是根本性的。它作为话语召唤思想。

      2.爱智慧（哲学）：理性的区分

      智慧作为开端性的知识所召唤的思想正是哲学，所以，哲学的本原意义不是别的，而是爱智慧。但是，博德尔强调，哲学不是智慧，因为智慧是关于人的规定，哲学却是关于理性的规定。作为思想，理性是原则的能力。不过，理性的规定却完成于理性自身的区分。

      对于哲学的这种理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囿于自身的视角当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可能发生。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经验是存在的经验，这样，所谓哲学的历史就是存在的历史，亦即存在的真理和历史。作为本原性的真理，它不仅去蔽，而且遮蔽。这个所谓的遮蔽正是自然本身，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自然倾向于自身遮蔽”。所以，真理作为“无蔽”，其本原的地方是自然。基于自然的遮蔽的去蔽，海德格尔将整个哲学史描述为存在自身遮蔽和去蔽的历史。

      但是，博德尔从古希腊的语言出发，认为作为真理的无蔽的本原基础不在于现象，而在于知识。于是，那所谓的遮蔽应该是隐瞒，亦即一个人知道什么，但是，他却隐瞒于某人，由此，他阻止了某人分享知识。这样，那求知者依赖于知道的人，而这个知道的人有权决定是否和什么被人获知。不仅如此，而且存在着自身隐瞒，因此，所谓的自身遮蔽正是自身隐瞒。如果遮蔽是隐瞒的话，那么，所谓的无蔽便是不隐瞒，亦即：让知道。博德尔和海德格尔的论争绝非一般的语言知识问题，而是一种地方的变迁，使问题由自然的领域转变到语言的领域。

      这里，所谓的知道不是一切的在场，而是在场于一切。但是，什么是这个在场？在场贯穿了现代和后现代话语，并成了核心语词。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将存在理解为在场并将其意义规定为在场者，这点被德里达夸大，并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论断依赖于这样一种设定，亦即在场立于现象或自然之中。但是，博德尔首先看到的是思想，他认为，在场的根本意义并非是显现的存在，而是对事物的关注和理解。于是，缺席或不在场便意味着不关注。诸神之所以是全知的，是因为它们关注亦即在场于一切。人之所以无知，也是因为他不能关注或在场于一切。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关注或不关注之中，事物才可能在场或者缺席。这样，在场首先关涉到理性和逻辑，然后为现象及其自然。因此，在场不是形而上学对于存在的规定，同时，这种作为存在者的在场也从未占有优先的地位。如果真理被理解为让知道的话，那么，它的地方也不是自然，而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