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识：后现代哲学视界批判 所谓常识，即日常意识，是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所获取的群体意识、社会心理和公共经验的总称。常识世界幅员广大，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类共同的、流行的或习惯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从公众文化心理、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生活经验等一直到科学、艺术和哲学常识，乃至日常语言。常识作为在日常生活领域起支配作用的公共意识，是支撑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发源地和归宿，更是各个个体、特别是初涉社会的青少年所面对的第一意识世界。常识在当代精神生活世界里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广泛的精神权力，不能不受到各种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高度关注。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多元化的精神世界是没有等级和高低之分野的。哲学和科学，这些一向在现代启蒙精神体系中占据高位的意识只不过是谋取权力的表征。知识即权力。在消解大写的哲学和科学，宣布哲学、科学的“作者之死”之后，后现代哲学诸公特别强调长期以来被逻格斯中心主义贬为最低级的社会意识的常识的精神权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常识应当是属人的领域，是人的本质意义的直接外化和展示，是人的感觉的全面自由和苏醒，是交往实践的基本存在——日常生活意义在公众意识中的直接再现。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受到技术社会、消费工业的侵蚀，大众精神生活普遍商业化，广告、电影、电视、报纸和全球通讯使人们无可逃遁地被消费精神所渗透，因此日常生活就变成了人为物役、被异化的主要场所，而常识成为精神异化的主要形态。无论是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还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或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都对于充斥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压抑人本的实证主义和物欲精神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最初从一种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逐步蜕化为一种与大众世俗、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渗透到大众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异化的共识。在消费社会，人们不仅无限制地追逐和消费着物品，而且在消费中认同着由这一生活本身凝聚和推崇的意义，成为物欲意义合法性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盲从。常识意义的异化与日常生活的异化同构和同态地存在。因此，要批判地揭露日常生活异化的秘密，就必须要批判和解构常识。此外，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常识将越来越面临合法性的危机。包括常识在内的现代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认可”和表层的一致并未在深层结构上得到巩固，相反，现代主义的变革性却在摧毁这一合法性基础。一切现代常识都来自大众消费的兴起，或者由于中低层阶级从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技术革命促使大规模使用家用电器，并得益于三项社会发明：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使汽车得以廉价出售成为可能；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随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奠定了国民社会和共同文化的根基。常识意味着大规模消费对于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在生活中消费意识的崛起，使汽车、电影、无线电及其广告成为最为革命的常识观念的载体。汽车成为小镇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电影被青少年奉为生活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美化及时行乐狂欢纵饮的习惯。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区内，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分享都市的活力。广告是货物的标记，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即广告而得以存在。广告成为指导从儿童、妇女到男子汉消费，指导他们适应现代生活的主要媒介。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其对文化变革的接受而产生了。在新生活伦理——消费透支伦理支配下的新生活常识就必然成为大众意识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工作与创造精神已经被高消费意识所代替。利奥塔德认为，叙事危机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常识危机，即常识与叙事功能的分离，使常识被科学话语所完全吞没。福柯也对日常话语的权威和性意识的常识化作了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 因此，从后现代哲学角度检视常识，常识就是多元的精神场所，是社会意义结构与大众意识控制与反控制的交锋领域，是众声喧哗状态，是“大写的人”在其中被淹没的海洋。多元性、无中心化和反意义控制，成为后现代哲学常识观的主要指征。这里，讨论的问题在于：其一，常识究竟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其二，常识的“意义结构”是被常识随机创造的抑或是由社会结构制约和决定的？一个先在的意义结构存在与否？其三，常识的地位：究竟是意义中心化的结构，还是去中心的场所？ 一元与多元：整合建构与解构。交往实践观考察常识的方法既与现代主义的一元独断论相区别，也与后现代哲学多元论相对立，将之放在一个合理思考的问题空间中：精神交往共同体中。应当承认，常识是作为精神交往的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的。因此，在当代交往社会，常识的存在以多元存在为前提，多元存在之根深扎在交往实践的多元主体中。这是事实，是具有必然性的事实。交往的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多元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存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多元文化的差异共存及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上的多元对话主体等等都在昭示着这一事实。由于多元主体存在而产生了理解的多元化，使对话成为必要的。常识正是在这些多元理解的对话中产生的。此外，常识还具有空间的存在范围，具有交往共同体话语的特征。由于交往共同体的不同，理解的精神交往结构迥异，常识就表现为多元化。交往的边界就是常识的地平线，交往的公众精神结构就是常识的结构，交往共同体间的差异就是常识的差异，交往共同体的解体亦是常识的解构。但是，常识的基础之多元性，并不因此构成对其一元性的否定。常识作为超越个体理解的社会精神形态，它决不排斥一元，而且趋向于一元。从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支撑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为的尺度。因此，它必然要求成为一元、事实上也在不断成为一元。问题在于：多元的个体意义理解中哪些可能以及何以可能在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元化的主导价值，这正是需要加以分析的重点。多元的分离的个体理解和领悟被精神交往整合为一元的常识，其整合机制或建构机制正是一个有待揭晓的大秘密。惟有交往实践观才能有效地解析这一秘密。 常识是否具有先在的意义底板并被这一意义所控制？被后现代哲学视为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哲学当然作肯定的回答。最典型的莫过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将常识—经验作为先验综合判断的低级意识形态加以界定。在他看来，感性经验的意义不来自后天经验的材料，而是来自先天的直观形式。进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常识当作“情感和欲望的普遍原则”，它们只有上升到“绝对命令”才有绝对意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常识视为“众所周知的规律和现成的伦常习俗”，它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世俗表现，它经历了“感性的确定性”的真理性到生活伦理的漫长逻辑的曲折发展，终于将绝对精神的绝对意义以常识方式展示出来，成为人的规律。常识于是就成为先验意义的派生。与之相反，后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在意义和基础意义对于常识的规定和控制，他们要掏空意义，让常识空无所有，随处飘零，延异和撒播。在交往实践观看来，在当代社会，常识作为公共精神，本身充满矛盾或说是“精神分裂”的：一方面，社会结构总是力图控制常识的意义存在向度，剪裁常识，使常识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此之中的常识首先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当代人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表征和指示器，它直接地表现和外溢生活意义结构：生活的灵魂就是常识的灵魂；生活的中心就是常识的中心；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生活的内涵就是常识的意义。常识成为生活的能指，而生活是常识的所指；常识话语成为一切精神的总汇。常识在生活意义结构的制约中形成一种“常识的社会结构”，即常识的社会秩序。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另一方面，常识又不是“外在的”交往实践意义结构的简单回影，它不断地反抗这一制约，力图解构精神的意义秩序，从中逃逸，处于不确定、流动的状态。常识的意义在与解读者的关系中开放着，有生命地流动着，自我更新。常识在开放中创造着意义，它总是一再使所谓的最终价值和最终意义延迟出场。总之，作为精神交往整合结构的常识表现和反映作为交往实践结构的状况，社会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是同时又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创造新的意义，以推动交往实践意义结构的重建。常识与交往圈的同构、同态性使之与交往圈同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