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是一位对当代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亦称强力意志），权力意志是一种扩张自己、增强自己力量的冲动和欲求。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也是权力意志。人要体现自己的本质，就要成为强者，成为主人，成为超人。人要成为强者和超人，必须做到：第一，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帝死了，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第二，从传统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定以仁慈、怜悯、顺从为善的弱者的道德，遵从以坚强、勇敢、创造为善的强者的道德；第三，从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贬低自己而神化权威；第四，从众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从众随俗，要“成为你自己”；第五，敢于冒风险，勇于奋斗，不断创造，不断超越自己。尼采理想的社会是超人社会，这种社会是不平等的，强者应该奴役弱者，淘汰弱者；这种社会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民主政治是病弱者的政治；这种社会需要战争，战争是强者淘汰弱者、使人类进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尼采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提出“打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他的观点和口号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 尼采哲学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尼采哲学中既包含着要求人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束缚，积极奋斗和创造，成为强者、超人的积极思想，同时又包含着反对平等、反对民主、主张战争的错误思想，所以尼采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一 尼采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的“尼采热”是在进步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发生的。 我国第一次提到尼采的思想家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说：“今之德国，最占有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尼至埃为极端之强权论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势力披靡全欧，世称十九世纪末之新宗教。）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文中的“麦喀士”即马克思，“尼至埃”即尼采。在这里梁启超指出尼采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是根本对立的。 1904年，王国维发表《叔本华与尼采》，第一次介绍尼采的学说。他强调，尼采的学说就是要“破坏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图一切价值之颠覆”。他赞扬尼采“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步者也”。（注：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见《静安文集》。）王国维的最早介绍，强调的是尼采哲学中冲破旧传统、创造新价值的积极精神。 1907年，鲁迅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对尼采的学说加以介绍和赞扬。鲁迅追溯了19世纪以来个性主义发展的源流，最后归结到尼采，认为尼采是“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最杰出人物。他说：“若夫尼怯，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鲁迅还十分推崇尼采的“打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他说，尼采等“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以掊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芒然若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注：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9页。 ）鲁迅受尼采的影响很深。据统计，《鲁迅全集》中提到尼采的有22次之多。在1925年发表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他把尼采等称为“轨道破坏者”，赞扬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注：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192页。）在“五四”前后，鲁迅是把尼采学说当作一种反封建的武器，以尼采的“超人”精神鼓励人们摧毁封建旧传统。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中，就引用尼采关于贵族道德（即强者的道德）与奴隶道德（即弱者的道德）的观点，作为反对封建礼教的武器。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他指出，儒家的“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因为儒家的道德，“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注：《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8年，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再次强调尼采“尊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的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注：《新青年》第4卷，第2期。）陈独秀推崇尼采，是因为他认为尼采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尼采要把人类提高到超人的地步。 可见，“五四”运动以前，尼采已作为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被介绍到中国，他的思想为“五四”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作了积极准备。“五四”运动以后，尼采的思想在文艺界更加广泛传播开来，成为进步的文学家向封建传统宣战的武器。 1919年5月， 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写道：“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他称尼采是一个“极端破坏偶像家”。（注：《新潮》第1卷，第5期。）同年9月， 田汉在《少年中国》上详细介绍了尼采的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强调指出，“人生越苦恼，所以我等越要有强固的意志”去进行战斗。（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紧接着茅盾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最富批判性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的译文，并在序言中盛赞这本书“算是文学中少有的书”。（注：《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7期。）也是在这一年， 郭沫若在其《匪徒颂》中，把尼采称为“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学说革命的匪徒”，为他三呼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