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学的转向与符号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演变的新形式，也是符号学的难题。符号如何获得意义及是否独立于意义，是符号学科发展的两条主线，符号的意义生成问题及表现形式可以追溯到哲学史的每一个阶段。 西方哲学经过了三次转向，即古代本体论转向、近代认识论转向与当代语言哲学转向，这三次转向都是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传统使然。从巴门尼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存在”这个哲学范畴，到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规定以“存在”作为研究的对象，本体论的转向就完成了。这时，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作为客体的整体世界，人们要从变动中找到不变，从现象背后找到本质，这就已经给自己规定了形而上学的使命。 以笛卡尔为开端的近代哲学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己任，回答主体“能否”并“如何”反映客体，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便从客体退回到主体，使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此间，康德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对人类理性进行了批判的考察，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划界，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论断，从而完成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康德的批判哲学从主体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和审美判断结构的角度规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主体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及发展动力的思想具有深刻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转向之后以主体对客体的社会实践来克服康德先验心理分析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终结。它使得以后一切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发难都形成为新的科学而不是哲学，这正是我们批判地吸取当代哲学新成果的指导方向。对于当代语言哲学家来说，近代哲学以主体为出发点对认识论的研究并没有为知识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思想或知识的传达性问题，如何避免心理分析的主观性质而达成意见一致的问题日益为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注。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哲学逻辑三项基本原则，其首要的原则是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在弗雷格以后的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是“理性”的外化，一切知识都是一种表述，都是凭借语言形式而存在的。从存在的意义上，语言具有思想所不可比的本体优先性，但语言又不能是脱离思想的纯粹“符号”，这样，语言、思想、世界在本体存在上的平等关系便只能通过符号形式才能被人们所认识。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一断言的本质涵义所在。语言哲学转向的深刻意义就在于：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深化了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我们对语言本身的探究，也是对人类认识图式和世界本体存在的追寻。这样，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便由近代的主体退回到主体间的语言。由哲学史发展的三次转向可见，离哲学基本问题愈远，就愈切近知识和真理的确定性，愈能回答主体客体间的存在关系问题，每一次退却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 语言哲学的转向不仅没有消解形而上学，而且将形而上学的领域扩展到主体间的物质媒介或工具同媒介表达的对象意义之间，符号指称的不同层次的转移是否能自动获得意义，这是符号学发展的一个诱人的问题，它实质上也是回答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方式。 “符号是什么”实际上是从意义角度定义符号。近现代西方哲学针对符号的意义提出了符号的“观念论”、“指称论”和“功用论”等理论。“观念论”和“指称论”关于意义解释的等价和循环，突出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在意义生成和获得方面的困难，即指称对象何以进入符号范围，符号形式何以同一于观念，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形式与内容、一般与个别的二元对立状态。面对形而上学的诘难，符号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消解形而上学的方法。埃科提出了符号的功能转换理论，皮尔士则用符号的功能定义符号，埃科和皮尔士的方法并无本质的差别，都企图从符号本身（前者从符号的系统构成角度，后者从符号的功能作用角度）来说明符号获得知识和意义的历程。但是，符号毕竟是对某种对象的指称或是对某种意义的解释，它本身是无法解释其对符号拥有者获得意义的功能的。“功用论”关于符号的意义因环境而改变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但它又将这种可变性绝对化，使符号的意义完全成为飘浮不定、不可捉摸的东西。 可见，符号学本身是无法解释符号获得对象或意义的过程的。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实现语言哲学转向以来，形而上学的传统的最后绝路：把存在与表象、主体与客体、语言与结构、符号与对象、能指与所指绝对对立，然后寻找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幻想我们最终能够一劳永逸地同客观事物面对面地相遇。 二、实践视角：符号的意义层次与认识的两个阶段的同一性 符号作为指称对象或表达意义的一个系统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分类。为把握思维进程的一般原则或整体性，贯穿主体观念与指称对象、一般与个别的联结，我们只有从符号的表意抽象度来进行划分，其中每一类都构成符号链中的一个环节，每一类又都体现了符号运行的程序性，这样才能避免对符号意义层次的形而上学割裂。 客观对象或“物”，是符号系统中第一层次的能指。单纯的物并不构成符号，只有纳入意义网络之中，“物”用以表达或指代某个事物或观念，才能算是符号。在人类活动的视野之外，存在着许多“纯客体”，只有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随着人的能力不断对象化，“纯客体”才能逐步进入人的视野获得意义，这就是符号化过程的实践基础。如果我们用单纯的客体对象传达我们意图和情感，那么我们的范围将非常狭小，我们也无法表征我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