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的元批判出发的一种认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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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克海姆、阿多诺开创于三十年代的批判理论，在哈贝马斯这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73年再版并于1994年重印的《认识与兴趣》一书的前言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对认识与兴趣的关系的考察将证明，对认识的批判只有立足于一种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注：J ·Habermas,Erkenntnis und Interesse(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1994),S.9。）单纯的否定是行不通的。 一种批判理论必须拥有自己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改造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

      在一篇访谈中，哈贝马斯直率地指出，批判理论最根本的不足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规范的基础”（注：《哲学译丛》，1984年第一期，第72页。）批判理论由于过于信赖一种历史哲学式的理性真理性概念，而无法真正成为一种内在批判。从这种意义上说，阿多诺后来把克服理性片面性的希望寄托在艺术的模仿——一种审美反思——之上就不奇怪了。艺术的模仿或审美反思对理性的片面性的克服是通过对现实进行完全抽象的否定来实现的。艺术的模仿总是通过对现实的否定来把理想性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因此，正象维尔默指出的那样，批判理论在把现实视为一种封闭的工具理性体系之后，只好营造了另一个乌托邦。（注：Cf.A.Wellmer,"Rcason, Utopia, and

      the

      Dialcctie

      of Enlightenment",Habermas and Modernity (MIJ,Press,1985)P.46.）

      一般说来，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区别开来，就已经使他的批判理论不同于老一代的批判理论了。他表明，理性除了具有控制自然的能力外也具有合理交往的能力。正是后一种能力促成了人类历史中合理性的道德法则和民主法则的形成。因此，批判理论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与社会体系内的合理性观念一致的。批判理论可以不再是一种否定性的、外在的批判理论，而成为一种内在的批评理论，即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批判理论。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交往理性及其行动是通往社会体系的一体化和生活世界的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合理性规范的应用和不同体系的相互理解中，交往理性都起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具体的社会行为来看，交往理性的最直接、最简单的表现就是语言的交流。语言的普通可理解的交流功能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交往理性的功能。而交往理性也正是通过语言，一方面检验（论辩）一切现存体系的合法有效性，另一方面确定具体的行为准则的规范有效性。这种通过交往理性及其话语论辩展开的内在的批判，就是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础。

      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改造是与他重新解释了认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分不开的。与批判理论仅仅从工具性的角度看待认识的观点不同，哈贝马斯把认识视为人类兴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相信，认识即使作为一种工具而发挥作用，它也不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无论把认识理解为精神的还是物质实践的对象化活动，它都是人类兴趣的一部分。老一代的批判理论很少探讨认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由于认识被等同于工具理性封闭体系内的一种具体的认知，对这种关系的探讨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展开。

      为了表明认识与人类兴趣之间的辩证关系，哈贝马斯回顾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弗洛伊德这一段理论思想，以期从理论历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证认识与人类兴趣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哈贝马斯所遵循的“以系统性为目标的历史探讨”（Geschichtsschreibung

      in

      systematischerAbsicht）的方式来看， 从康德到马克思这一段思想历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一段的理论思想都属于一种内在批判的思想阶段，这就是说，在这一段理论思想中，有关认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问题都是一个主要的论题。

      首先引起哈贝马斯注意的是黑格尔对康德批判认识的一般前提的批判，即所谓元批判。由于康德是一个二元论者，在他那里，纯粹理性批判是从理论理性（知性）的批判到实践理性和批判，因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首先是以认识批判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的认识批判的基本宗旨就是要批判（考察）认识的可能性前提，并因此找到它确定自身认识的有效性的方式。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认识批判提出了质疑。黑格尔指出，康德对认识的可能性前提的批判，无异于在认识之前先已认识、就如在下水之前已学会了游泳一样。康德不可能在否定任何前提的情况下考察认识的可能性前提；他用以考察认识的可能性前提的方式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前题。对认识的可能性前提的考察最终只能回到某种实际存在的知识本身，这是任何试图寻求科学认识方法的认识论所必然会陷入的圆圈。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认识批判中实际存在的“圆圈”表明，一方面康德对认识的可能性前提的考察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康德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分开并单独地拿出来加以分析的做法是错误的。理论理性不可能以抽象的形态存在于历史和社会之中。理论理性是具有它的现实的社会规定性的，它是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的生活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说理论理性遵循一种目的原则，实践理性遵循另一种目的原则。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了怀疑的理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认识批判的方法论的探究必然是绕圈子的，黑格尔的现象学自身也存在着一种方法论上的圆圈：现象学假定在每一具体科学知识被认识之前，现象学的知识（绝对知识）已被认识。因此，黑格尔对康德分离理性功能的批判同样是以某种假定的前提为条件的。黑格尔不愿承认这一点：现象学的观察者（主体）本身是不能被逻辑化（本质化）的。在偶然的当下，先验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对峙仍是存在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任何一种为理解可能的对象而设立的先验理解模式都只能由主体自己来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