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可是，将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进行一种深层联结，这只是本世纪40年代后的新视域。而这个以经济学为支援背景的黑格尔哲学，也是我们过去在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条被遮蔽的逻辑线索。这一点，对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们集中说明一下早期青年黑格尔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经济学线索，以及这一线索后来在他哲学体系中的逻辑踪迹。 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主张，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逻辑必须做认真的重新透析。这种认识不是在传统研究构架中那种细部化的“新论”，而必须有新的投射视角。以我之见，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是爱利亚学派的绝对本质（“一”）与柏拉图的相（理念）论的延续，也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德国思辨中的一次理论撰写。在这里，神秘的宗教话语被思辨然而可知的理性话语所替代。这是一种极重要的逻辑指认。作为最高存在的上帝（人类的绝对本质），实际上内化为最抽象的客观精神。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发生学中，个体意识所面对的变动不居的感性存在（“多”）背后被指认出一个本真的彼岸世界，不过这一次创世主（绝对的“一”）被叫作绝对观念（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感性幻影破碎的序幕之后，奥德赛神喻式的出走与返回，康德的理性矛盾与浮士德屈从物欲的悲剧，以弯路的必然性和深刻的非直线性，再一次以历史的宽阔场境重演了。这一轮的造物是通过空灵的精神上帝幻化在自然背后开始的，这是所谓精神异化（从费希特始）的第一步（也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总体上的第二时段，即《自然哲学》）。由此，观念本质是通过对象化为物质存在实现的，虽然精神“沉沦”于自然物质，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因此异化等于对象化。物化的扬弃实现为科学理性的逐步布展。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人的现实“激情”成了造物主的工具《精神哲学》中的“理性的狡计”），因而异化的后继过程是客观精神对象化和外化为社会机构和社会活动之结果，以及人的意识对象化为他劳动的产品。在这一更高的历史层面上，以人的主体物化于财产（第二自然）的生产与所有表征了新一轮异化的出现。 面对这一博大精深的哲学构架，我们过去较多地是从黑格尔表述自己体系的成熟论著中提炼出那宏大的思辨逻辑，可是，没有注意的恰恰是这一话语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即青年黑格尔早期十分深厚的文化历史研究（图宾根到耶拿时期）。特别是黑格尔面对当时欧洲历史与生活的现实确证，这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通俗地说，就是马背上的拿破仑与绝对精神、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的狡计”的内在关联。其中与本文论说主题最关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联结点，就是作为工业进程理论映照的古典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 本世纪20-30年代，黑格尔大量早期文献得以问世，这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关注（注：《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图宾根，1907年版；《黑格尔政治和法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923年版；《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莱比锡，1931年版等。）。据我们读到的文本来看，卢卡奇是最早明确指认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的人之一。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以下简称《青年黑格尔》）一书中，他第一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对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反映。按照他的观点，黑格尔是“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也是唯一严肃认真分析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节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页。）。如果说，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论结构是建立在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实的基础之上，而在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开始直接基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将他的研究直接延伸到英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本身，而到了耶拿时期，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黑格尔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问题”。我以为，卢卡奇这一论见是十分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注：我注意到贺麟先生否定卢卡奇这一看法的意见。他认为不能肯定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显然，贺麟先生担心如此过高评价黑格尔会贬低了马克思。这种忧虑实属多余。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40页。）。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黑格尔早期著作和手稿的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微观理论渊源的追问，成为黑格尔哲学研究新的热点。其中，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一重要的讨论观点（注：夏姆莱：《斯图亚特和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巴黎，1963年版。）。我注意到，个别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注：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论部分。）。这为我们此处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从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确立正好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完成的；而在西方思想史的视角中，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则恰好形成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最繁荣的年代。资料显示，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之后，当时几乎整个欧洲学术界（包括政界）都沉浸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痴迷之中。作为一名有着敏锐眼光的思想家，黑格尔自然也很关注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这一全新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与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历史现实）的接触，使黑格尔真正从神学（观念化）的理想天国开始回落到现实历史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上。从而使他的理性逻辑的进一步发生得以建立在欧洲历史现实发展的最高之点上。也因此，一些学者评论道：“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注：参见《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