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发展起来的韩国实学流派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世纪上半期的经世致用学派,二是18世纪下半期的利用厚生学派,三是19世纪上半期的实事求是学派。经世致用学派以李瀷(号星湖)为代表,重点展开在土地制度、行政机构及其它制度的改革。利用厚生学派以朴趾源(号燕岩)为代表,主张进行商业的流通和工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实事求是学派到金正喜(号秋史)自成一家,是以考证经书及金石典故为主的学派。 韩国由实学派形成到实学思想的展开,不仅有内在逻辑的原因,还有外在人为的作用。朝鲜时代后期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由于受到了日本和清朝(后金)的恣意侵略,社会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整个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实学产生的内因就是为克服两大战乱带来的后遗症的忧患意识。实学者们的忧患意识是通过读书空间的扩大渐渐具体化的,即由中国传来各种汉文西学书籍和清代学术的影响,使他们耳目一新,使新思维的产生成为可能。西学书籍和论述天主教思想的书籍以及论述天文、历象、数理、测量等科学技术思想的书籍,对他们的哲学思维起了很大的作用,加速了以往“天观”的变化。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促进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 一 经世致用学派又称星湖学派,该学派的代表李瀷(1681-1763)和丁若镛(1762-1836,号茶山)的哲学思想与退溪学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李瀷出生于南人(党派名)贵族家庭,一生都在近畿(国都外城地域)做草野学者,他是18世纪韩国实学的先驱,被尊崇为韩国实学第一人。南人经过庚申大黜陟(1680年)和甲戌换局(1694年)被彻底排挤出政界,李瀷家族也因此迅速地走上没落之路。他出生那一年父亲在流放地死去,26岁时照顾他的二哥因上疏攻击执政党而丧生,如此的悲剧使他放弃仕途而走上专心治学的道路。李瀷持有较浓厚的重农经济思想,这也是南人派学者们普遍的倾向。17世纪以后开始货币流通,商业高利贷资本借机渗透农村,农民离开土地,农村社会走向衰落。他为了抑制造成这种现象的弊端,欲通过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以保障农民平等地拥有土地。他并且从新的角度对以往的性理学和礼学进行再检讨,欲抑制官场非生产的观念论。李瀷的思想在传世的文集《星湖僿说》中有集中体现,族人和后辈们对他在经学、历史、地理、算术、西学等许多方面的思想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对后代实学者(利用厚生学派和实事求是学派)起了深远的影响(注:韩
劤:《李朝后期的社会和思想》,汉城,乙酉文化社1961年版。)。 丁若镛生于近畿,出身南人党派。他年轻时跟随在中央作官的父亲一起生活,在汉城接触到李瀷的著作,因而醉心于实学。他和李瀷的弟子蔡济恭、权哲身等交往,与利用厚生学派的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也有接触,从他们那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23岁时从李蘖那儿听到天主教理论和有关西方的事情之后,他读了与西学有关的书籍,还直接看到了西洋器物。这样的经历使他增长了见识,刺激了研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欲望。他一开始信奉天主教,后来认识到教理的虚妄性而放弃信教。28岁时参加科考,走上了作官的道路。他做了中央和地方的几任官,通过官场经验来把握现实问题,提出改革社会政治的见解。他在做官时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设计架设汉江桥;创造起重机,使用于水原城的建设。然而,不幸的是信任他的国王正祖驾崩,反对派得势后,开始弹劾南人派为邪教集团而进行镇压,历史上称为“辛酉邪狱”(1801年)。他受连累而被流放远地他乡18年。在流放期间,他把所有的热情倾注到实学研究上。对执政者的憎恨,个人的不幸,这些都使得他在为国利民福的改革理论的探求上得以升华,保留下来的庞大著作达500多卷,集韩国实学之大成。 丁若镛的实学思想,于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数学、力学、生理学、医学、天文、地理、历史等领域无所不及。他的实学思想基本上与星湖学派同轨。虽然他不接受利用厚生学派重视商业的理论,却赞同在农业、纺织、军事等领域革新生产技术的主张。他主张在经济上通过土地公有和平均分配实现平等,政治上通过实行仁政和德治来实现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在他的政治理想里,有知识的士阶层应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根据他们的政治思想,建立以德治为中心的民本王道政治。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要从人民中探求统治权的根据,以把民权思想理论化。 二 从广义上说,朝鲜实学的先驱者李瀷和集大成者丁若镛都属于退溪学派的人物。赵穆、金诚一、柳成龙、郑逑等都是退溪及门弟子。其中郑逑(号寒冈)的衣钵传于近畿学派(注:退溪学派,根据地域划分为岭南学派和近畿学派。)的开山祖许穆(号眉叟),李瀷生得晚一些,因此没有得到许穆的亲传,而是通过父兄得到传授,成为嫡传私淑弟子。其后,李瀷的弟子们分成左右两个集团。丁若镛就是出自李瀷左派弟子权哲身(号鹿庵)的门下。退溪李滉→郑逑→许穆→李瀷→权哲身→丁若镛以这种方式连接的学问渊源,自然就要使人重新思考实学和退溪学之间的联系了。 李瀷作为实学大家,具有公正心和高尚的境界,料想不会拘泥于党派和学派的限制。他在其政治见解中,高度评价了被反对党拥戴为宗师的李珥(号栗谷)的主张。在哲学见解上,就四端七情的争论,他拥护退溪而批判栗谷(注:李瀷:《四七新编序》,载《星湖集》,汉城,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在知行观点上,李瀷肯定了退溪的先知后行,而在做学问的态度上重视“自得”,重视走亲身体会验证的治学之路,即使对圣贤言论也一定要通过确认和验证才相信。李瀷认为验证和确认即谓“致知”,“致知”所得叫做“知识”。因此,李瀷的知识主义是继承退溪的先知后行论,并强调自得原则,带着较强的批判倾向。事实上,退溪是学者、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因而无法在他的著作中看到对社会有直接积极作用的主张。然而,李瀷认为退溪具有一种担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注:李瀷:《退溪先见》,载《星湖僿说》,汉城,庆熙出版社1967年版。)。李瀷对退溪的敬慕之心,早在他收集退溪言行而编纂的《道东录》中就已得到充分显露了。《道东录》借其右派弟子安鼎福(号顺庵)的手笔改编成《李子粹语》,成为星湖学派的必读之书。李瀷晚年托人求得陶山书院图,每次看成它时就流露出对退溪的钦慕之情。因此,李佑成先生说:“星湖极为敬慕退溪先生,星湖学派后来分成左右两派,思想深刻地对立,但至于对尊敬退溪是完全一致的。”诚如李瀷所说:“东方有退陶,如周末生圣人,仰如乔泰,信如金石”(注:李瀷:《退溪礼解跋》,载《星湖全书》卷54,汉城,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两派学者都以东方圣人来看待退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