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塞缪尔·布里坦的经济评论文章，题目是《日本的教训》。作者认为，目前东西方经济的主要危险已不是来自通货膨胀，而是来自货币紧缩。他主张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甚至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也在所不惜。现将该文介绍如下。 在过去的50—60年里，从货币方面讲，通货膨胀一直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期间，许多人著文警告要防范货币紧缩的危险，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些言论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满耳充塞虚假警告的决策机构对真正的货币紧缩信号听而不闻。这在日本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其他地方也已出现前兆。 在参加欧元的11个国家中，平均通货膨胀率现在已经低到1.4 %。排除统计上的误差，物价实际上是稳定不动的。尽管欧洲大陆的商业周期目前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但中期内货币紧缩的危险可能与通货膨胀的危险一样紧迫。 事实上，通货膨胀与货币紧缩两种力量之间是不对称的。前者反映了货币形式的过度开支，后者反映的是开支不足。两者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过度开支会很快从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水平上反映出来，价格立即会上升。开支不足一般会首先反映在产量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上面，而不是反映在价格的变化上面，因为物价和工资在面临下降压力时一般呈刚性，不肯轻易降低。 于是，与许多中央银行家和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仅凭通货膨胀这一个目标不足以避免双重危险。这样的观点已经在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中显示了出来。90年代以来，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只在一个整年份里出现过下降。今年6月，日本消费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3%。而日本经济自1991年起就一直处于停滞之中，只有一年（1996年）出现过正常增长值。日本的工业物价是一个较好的指示器，近几年来（包括1998年）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即使是工业物价也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家们一般都要对工业物价的指示作用打些折扣，因为工业物价的计算所根据的主要是制造业而不包括服务业。土地价格可能是一种更准确的指示器，1990年土地价格达到颠峰，尔后6座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累计下降了50%。 通货膨胀与货币紧缩之间的不对称还表现为名义利息率不能低于零。如果物价的总体水平下跌，实际利息率就会上升。轻微和逐步的货币紧缩，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尤其是当实际利息率水平引起储蓄和投资的适度上涨的话，更是如此。但是对一个像今日之日本这样的面临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来说，即使是年利率1—2%这样微小的价格下降，也会是极端有害的。 显然，日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防止由于银行的倒闭而引起货币供给以及其他金融财富形式的巨大破坏。即将进行的救援行动的目标不应当是帮助银行或银行股东摆脱困境，而应首先在日本阻止支出的大滑坡，其次根据经济的基本供给潜力促进供给。 有人可能会说，对付货币紧缩相对来说要好办得多。对付通货膨胀涉及的是使人们少花钱，接受较低的工资增长；而对付货币紧缩则意味着让他们多花钱，这从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上当然是不会很难的。况且，对于刺激需求技巧的研究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曾间断过，我们没有理由说苦于找不到应急方案。 那么，重振日本经济的难点又在何处？在反对日本进一步放松银根的标准理论看来，日本似乎处在凯恩斯所说的流动资金陷阱之中了，因为日本的短期名义利息率几乎已经低到了极限，只有0.5%左右。因此，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日本银行应当从公众手中大量买进债券，这样就可以将货币直接放在人民手上。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说，只要买进更多的美国债券就可以了。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这样做的结果将是日元进一步贬值（尽管美国进行了干涉），通过另一渠道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然而，日元进一步贬值，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竞争能力就会进一步削弱，因而也就可能触发中国货币贬值，直至引发一场竞相贬值的竞赛。但帕特里克·明福德对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他在《利物浦投资信札》上写道：“主要的希望一定是这样，让远东国家的汇率一个接一个地下跌”，这就“允许，确实也要求”印制更多的钞票；“东方国家货币的进一步贬值将会降低西方国家进口的价格，如此也就可以缓和要求提高利率的压力，西方国家受这种压力驱使目前已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行动”；这种机制“要求西方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经常帐户上的收支逆差随着东方向西方市场的出口而增大，而东方则通过出口走出自己的困境”。或者如安德鲁·史密瑟斯所写，“持久的经济复苏……有赖于经常帐户上的赢余大量增加”，这就要求货币贬值。 能不能用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呢？对付那种用货币刺激手段不易奏效的经济萧条，许多凯恩斯信徒采用的经典办法是财政政策。反对进一步削减税收的主要理由是债务陷阱。换句话说，将来的纳税人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纳税以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而不是提供公共商品和劳务。但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长期债券的融资。面对经济萧条的威胁，又不见有通货膨胀影子的出现，政府很有理由以极低的利息率从银行系统、甚至从中央银行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