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亚洲货币危机 去年7 月因泰铢贬值而引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已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议论。本人并不想就此再作过多的论述。我想在此探讨的是与货币危机有关的政治学，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与亚洲货币危机相关的国际政治学。这在国际结构方面是一个有关霸权之争的问题，在制度方面则是一个有关建立地区货币框架之争的问题。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意义在于，此次危机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亚洲式政治经济体制被卷入美国式资本主义体制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与美国式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的经济模式将逐步被淘汰。 另一个问题是与亚洲货币危机有关的比较政治学。此次危机充分说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危机在各国发生的情况有着很大差异。 那么，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呢？亚洲货币危机又如何显露出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穷途末路呢？ 泰国：现行的政党政治和专家治国体制行不通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沙立政权实行了保守的财政政策，允许民间企业自由开展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经济开发政策体系的框架。 自沙立政权执政以来，泰国政治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7年沙立政权成立到1973年的学生革命。在这一时期，军人和治国专家结成了联盟，组建了“开发政府”。第二是从1973年到1988年的“权力共享”时期。军人、治国专家以及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实业家和财阀建立了联合政府。第三是1988年以后的政党政治时期。 因此，在过去的40年里，泰国的政治趋势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扩大参政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其二是国内政治结构的“分裂”。社会各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害矛盾，表现为曼谷和地方之间，军人、治国专家、曼谷的大实业家、曼谷的中产阶级以及地方企业主之间的利害矛盾。但是，泰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能够在这许多利益群体之间架设桥梁的综合性的政党。 泰国金融、外汇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政党政治时期实施的。1993年曼谷设立了面向国外的金融市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转机。此后，从海外引进的美元资金直接贷给了泰国的居民，导致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产生了泡沫经济。这种泡沫经济终于在1996年破灭。结果，与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相关的不良债权急剧增加，金融机构的收支情况恶化，很多金融机构宣告破产。 泰国的政治体制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现行的政党政治已走到尽头。在政党政治时代，联合执政党控制着政权，政府部长的位置是按照参加联合执政的政党的议员数来分配。沙立时代作为开发计划实施机构而设立的财政部预算厅，成了政党和政治家分配利益的中心机构，而治国专家发挥的作用却比过去减少了。换言之，利益集团占据着政权的各个角度，他们以政权的稳定相威胁，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利益有可能受到侵犯时，就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这样，政府处理问题和应付危机的能力大大下降。 第二，现行的专家治国体制已行不通。进入90年代，政府把政策重点放在健全财政和稳定汇率方面，不久，泰国经常项目收支因国际竞争力下降而恶化，导致短期外债急剧增加。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民主主义的体制下，确保需要高度专业性的专家治国的体制。 马来西亚：为维持社会稳定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 马来西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提起马来西亚，最重要一点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成分复杂的社会。197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马来西亚55.5%的人口是以马来人为主的土著民族，此外华人占总人口的34.1%，印度人占9%。在这个民族成分复杂的社会里， 如何维持各民族的和平？怎样才能不使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的波黑？这是马来西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马来西亚过去是如何确保各民族和平相处的？答案是该国当初采取了“交易”的形式。就是说，50年代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马来人官僚领导下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代表华人资本家利益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之间达成了政治协议，双方相互承认了马来人在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优势和华人的经济活动自由。这被称为“交易”。由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华公会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的联合政党体制，就是以这种“交易”为基础建立的，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联合政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然而，自1969年大选之后，联合政党体制由于首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动（5月13日事件）而瓦解了。 马来西亚的新体现——国民阵线体制是70年代初形成的。除了华人的民主行动党之外，其它所有政党都参加了国民阵线。因此，国民阵线在国会确保了2／3的议席。此外在国民阵线内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比联合政党体制时代更进一步确立了政治优势。这是因为马华公会从华人利益代表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华人在政治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相反，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马来人社会却依然成功地确保了支持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