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存量巨大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劳动力过剩规模最大的发展中经济。在消除可能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软着陆”取得成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为深化改革，实现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组国有企业，解决其长期存在的冗员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焕发的活力已经基本释放出来后，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必然的选择，伴随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发展还将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我国城乡中长期存在的隐性劳动过剩将以公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前和今后的就业形势空前严峻，为了实现经济体制的转换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解决好转换期城乡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这是一次比前次更惊险的“软着陆”。 一、传统经济体制与隐蔽性失业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选择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追求，确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发展战略与当时我国资金十分稀缺、出口创汇能力低、资金动员能力弱的实际情况是相悖的，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如果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重工业投资的成本必然高昂；资金短缺，利率水平必居高不下；外汇稀少，汇率水平自然攀高。资源的稀缺程度一定会通过要素的相对价格水平表现出来，而且任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人们是不可能把资源投入经济上不合算的重工业部门。为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只能利用可以对经济资源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的经济体制、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这样一种剥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自主权的经营机制。林毅夫等把传统经济体制的特点归纳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为了保证城市重工业发展所需的农产品供给和维持工人低收入、广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传统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乡隔绝开来，排除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发展经济学描述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就有了很大差别。根据刘易斯、托达罗等人的二元结构理论，发展中经济都存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在生产和组织上的不对称。刘易斯认为，在现代部门里，劳动力价格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但是在传统部门，劳动力价格却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原则决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里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现代部门奉行的是市场原则，其对劳动力需求是按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大于或等于现行工资水平的原则进行的。由此可见，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比传统部门要高，受城市较高工资水平的吸引，农村劳动力必然大量向城市转移。所以，经济发展就表现为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二元结构最终消失这样一个过程。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在城市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涌向城市，对此刘易斯的理论难以解释。托达罗的解释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不仅是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异，还有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这二者的乘积即城市预期工资。只要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1倍，而且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城市流动。 上述发展经济学家的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受限制这个前提条件之上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城乡隔绝，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可能自由流动，虽然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着显著的工资差别并没有发生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相应流动。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农村被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劳动力自然无法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从而导致了数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业部门，不但造成了严重的农村隐蔽性失业，而且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有效提高。改革前，50年代为了满足城市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国家曾在农村招收了大量工人，但到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差不多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工人又被调整“下放”回农村去了。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1953-1978年间，我国耕地资源增加不到3%，但农业劳动力的绝对量翻了一番还多；同期，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从57%减少到32%，下降了25个百分点，但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从83.5%降到73.3%，仅下降了10.2个百分点。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发展超前，城市化水平滞后，工业化迅速发展并没有同步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结果，在城市工业部门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就业不足和隐蔽性失业。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同样数量的资本，在重工业中容纳的就业量要低于其他产业。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由于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资源被优先配置到这些行业，商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又受到限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曾对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有关数据进行过回归分析，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与钱纳里给出的“标准结构”数据相对应，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均有较大偏离。表1列出了中国在生产、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方面与钱纳里归纳的“标准结构”以及世界银行给出的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6项表格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