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受国外需求、汇率变化等影响,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下降,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扩大国内需求。经过近10年的积蓄准备期,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势能,当前正处在以“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革命第二浪上升时期,顺势调控可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相对理性,用消费者理性行为指导尚不理性的投资行为,按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可以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因此,调整消费政策,扩大有效消费需求是保证1998年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目标的最佳选择。 一、对消费需求在当前宏观调控中作用的新认识 1.1993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为经济“软着陆”作出巨大贡献。 1993年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来,过度膨胀的投资需求受到逐步控制,资本形成年新增额占GDP年新增额的比重由1993年的62.08%下降到1996年的32.88%,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1993年的53.99%下降到1996年的33.38%。在投资需求逐步“退热”的形势下,国民经济能够成功实现“软着陆”,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功不可没,最终消费年新增额占GDP年新增额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93年的48.98%上升到1996年的62.05%,恢复到改革以来19年的平均水平(见表1)。
2.消费需求总体运行开始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消费者行为走向理性。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79年~1992年间消费需求贡献度基本上随投资需求贡献度升降而同步变化,在短缺经济、政府计划配置资源为主的条件下,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式是直接调控投资的“短流程”,消费需求的扩张与收缩与基本建设投资中30%转化为消费基金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当投资膨胀时,居民随之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有效购买力,消费与投资齐升齐降也就不足为怪了。最为严重的是1990年,当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到18.83%时,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也下降到43.63%的历史最低水平,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市场疲软。1988年的城乡市场商品大抢购,使改革后以家用电器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消费结构剧变期(亦称“消费革命”)提前结束,进入了消费结构变动平缓的积蓄准备期,从此我国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真正的独立变量。 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改革以后第三次经济过热时,由于居民消费正处在下一次消费结构剧变之前的积蓄准备期,消费需求贡献率没有像1985年和1988年随投资膨胀而上升,出现了不同走势,开始遵循市场经济国家那种消费需求与GDP运行的一般规律运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长期中,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是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要比GDP的波动小。在短期中,投资波动最大,GDP受之影响波动大于消费需求,因而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速率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而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2年之前,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速率比的变化与上述规律完全相反,只有在1992年后才开始遵循这一规律。消费需求总体运行从计划经济特殊模式到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消费品价格绝大部分由市场形成;消费品市场告别短缺,出现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消费者行为走向理性,在20%以上的通胀率时不再出现抢购。消费需求这种理性的、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运行态势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我国正处于消费革命第二浪上升时期,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顺势调控潜力巨大。 根据亚洲先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成长经验,消费革命第一浪与第二浪之间要经历7年~10年的积蓄准备期。从消费结构变动周期理论的经验波长和我国近年的市场表现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从变动平缓的积蓄准备期向变动剧烈的消费革命期过渡。1997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超过46000亿元,是10年前的15倍;在1997年我国出售的商品住宅中,私人购房已经占58.7%,比上一年增长27.7%;近年来全国私人学车、购车人数高速增长,在1997年全国汽车销售量中私人购车已经超过40%;现代化通讯手段和电脑等信息类产品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城镇家庭,家用电器在农村普及的速度也在逐年提高。经过近10年的积蓄准备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经开始进入升级换代剧变期。 根据1995年~1996年城乡居民家计调查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分省截面数据,我们利用双对数模型计算的我国城乡居民各项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