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二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参与者，包托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 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上任副总理，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依照上海普通百姓中的“口碑”，朱是“务实之主”，朱进入中南海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新一轮扶摇直上的起点。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 年， 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 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00亿公斤，今年初是200亿公斤，现在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