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史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的还把张闻天、王稼祥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根据他们对“左”倾路线的认识来确定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笔者感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由哪些人组成？其二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现根据所看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与史学界同仁切磋研究。 （一） 首先，需要弄清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由哪些人组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提法，最初见之于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 日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在提到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谈话中，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不久，他再次指出中共历史上从陈独秀到王明，都没有形成有能力的中央。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这应该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当然，作为一代领导集体还应该包括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彭真等。但基本的、核心的成员，应是七大当选的书记处成员和八大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里判断的标准，主要看他是否在中央领导集体中长期处于决策的地位。从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运作来看，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一般属于领导决策机关。七大没有设政治局常委，其书记处实际上行使了这一职权。由此得出了上述界定。 那么，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应以什么时候为标准？笔者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应该以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以毛、刘、周、朱、任为成员的书记处为标准。 由此来考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应该以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合作为中心组成，毛泽东对此曾经予以肯定。1963年9月，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送审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然，毛泽东又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刘少奇合作的中心动摇时，第一代领导集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并逐步开始向第二代领导集体过渡。这一过程与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认识密切相关。在中共两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就是有些文章认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结论的依据。这里显然是就中共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如果只把历史的视野限定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和领导的过程中，这一提法值得商榷。本文主旨，主要侧重说明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为中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 （二） 中共比较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从遵义会议开始起，到党的七大确立为止，其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六届六中全会，主要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中心；同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已经开始。 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这里的核心主要是代表和旗帜的意思。具体来说则是一批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通常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原来处在领导集团中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以及周恩来，还有许多党内和军队的领导人如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使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此开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过程。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治路线。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毛泽东着重从军事和哲学两方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确立奠定思想基础。与毛泽东这一工作相一致，刘少奇在另一条战线也在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进行斗争。对此，史学界迄今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被派往北方局指导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为了在北方乃至全国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写了许多文章，深刻批判大革命以后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在实践中深感“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为要转变10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为此，他连续给那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去信，要求中央对过去10年特别是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倾错误“必须批评”。他在信中系统地总结了10年来中共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严重错误，分析“左”倾机会主义传统在白区工作中的“八股化”和“机械服从”、照抄国际原则指示的事例。认为，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与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出发点完全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毛泽东侧重在苏区工作；刘少奇则侧重对白区工作。而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刘少奇更直截了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