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刘少奇，在60年代前后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非常注重在全党倡导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典范。 下基层调查：身体力行 刘少奇历来认为，为了有效地克服和防止我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主观主义倾向，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决策切合于客观实际，而不致于出现重大的失误，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力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切不可靠“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会像瞎子摸鱼一样无法做好，甚至还会因此而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损失。 他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初，为了了解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问题以及基层对中央实行的诸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办集体食堂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和反映，他不顾体弱多病的身体，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亲自带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到湖南长沙县的福临公社、宁乡县的东湖塘公社和花明楼公社等地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蹲点调查，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通过白天到各处实地察看、晚上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办法，他耳闻目睹了农民深受“左”倾冒进、急躁浮夸和刮“共产风”之苦，于是及时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关心农民的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同年七八月间，他又不辞辛劳，不顾雨淋路滑，爬山涉水，深入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察看了解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人生活的情况。正是由于他深入基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因而为后来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作了充分准备。 值得指出的是，当年刘少奇不仅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而且为了不使调查走过场，真正了解和掌握一些实情，而不是一些虚假、表面性的东西，鉴于当时由于“左”倾冒进错误和一次次过火斗争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弄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或是不让人讲真话的情况，他特别要求调查者不但要“身下”，更重要的是要“心下”。所谓“心下”，就是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要开动脑筋，努力而客观地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材料，切不可走马观花或道听途说。为此，他提出调查者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引导群众讲真话，不要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要多多听取正反各方面意见，不要偏听偏信；要从尊重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事先带框框。认为只有这样，调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否则，只能是无功而返，或是收效甚微。 事实上刘少奇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61年4月上旬，他在湖南进行农村蹲点调查时，在所召开的座谈上，开始时与会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于他提出的农村经济目前为什么那么困难的议题上，大都心存忧虑，生怕“祸从口出”，于是要么一味地唱赞歌，不谈问题；要么吞吞吐吐，不敢大胆直露实情；要么干脆一言不发，成为听会者。为此，他就一再耐心开导大家：“请讲心里话，讲真话实话，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讲错了也不要紧。”还说：“请大家打消顾虑，不要怕，是什么原因就说什么原因，是事实就是事实，是人祸就说是人祸，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家都可以讲出来！”（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8页。）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表示诚意，身为国家主席的他还摘下自己头上的兰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个躬。正是在他的再三开导和诚心相待下，与会者才逐步放下了思想包袱，把造成当时农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诸如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发展家庭副业、不准有自留地、商品交换中的剪刀差以及虚报浮夸等一一向他作了如实反映，从而使他对农村经济困难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而不致于心中无数，并且他在深入了解实际的基础上，对某些当时不切合农村实际的作法，以敢于负责的精神，在其职权范围内，坚决而及时地予以纠正。譬如：对于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已到了“食堂不解散不得人心”（注：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5页。）的地步，于是他亲自指导当地县委下令予以解散，受到了广大干部社员的积极拥护。 评工作得失：全面客观 60年代初期，如何看待前几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得失，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甚为敏感的政治话题。由于几年来“左”的错误，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不敢面对当时的现实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往往习惯于用过去那种“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的老框框来套，以此来说明所谓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而问题或缺点则是次要的。 刘少奇认为，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待问题的应有态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看待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他的话来讲，那就是：“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否则，任何的夸大或者缩小，都是不实事求是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