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形成了党外批判俞平伯、党内批评《文艺报》的紧张形势。对于批判俞平伯，党内外众口一辞，而对《文艺报》的批判，则有不同的声音。对《文艺报》的批评，时间不长，声势很大，影响深远。重新认识当年批评《文艺报》时的不同思想倾向，对于理解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是有意义的。 一、批评《文艺报》的三种声音 对《文艺报》的批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这一运动的特定背景和文艺界的复杂情况，却使其间充斥着一些很不相同的声音。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批语、信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文艺报》刊载了“青年宫会议”（注：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先后开了8次大会。会议在北京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召开，故称“青年宫会议”。）的主要发言摘要，《文艺报》召开的外省市在京作家座谈会发言摘要，该刊编发的大量读者来信摘要，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至少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当然是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有着非常集中、非常明确的指向，这就是批评《文艺报》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打击“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他在10月16日致刘少奇等28人的党内信件中，批评《文艺报》“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压制‘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向资产阶级作家“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投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75页。）。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公开地、完整地转达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并指令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批评《文艺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屈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注：《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毛泽东阅改这篇文章时，在原文批评《文艺报》粗暴否定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一段文字后面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89页。）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两大错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然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打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文艺报》犯的是“右”的错误。 第二种声音，是胡风的声音。他的矛头所向是党对整个文艺的领导工作。在“青年宫会议”上，胡风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以《文艺报》第一、二卷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依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艺报》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认为，《文艺报》创刊之初即向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文艺报》很早就“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采取了打击的态度，1950年对阿垅的批评可为例证；在《文艺报》批评工作中，“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着支配的地位”。胡风不但批评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蔡仪、黄药眠、陈涌等人，也点名批评了周扬、袁水拍。他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失败”，是“我们战线的失败”。 第三种声音，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声音。许多作家、艺人、《文艺报》读者，猛烈地抨击了《文艺报》宣传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理论，坚持“粗暴的骂倒一切、横扫一切”的文艺批评，因而严重阻碍文艺事业发展的错误。作家刘大海说：“很多读者都认为《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好像它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有人就把《文艺报》叫做‘一生正确’。要是周围同志中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别人就把他叫做《文艺报》。”（注：《文艺报》1954年第22号第9页。）类似的批评言论非常之多，言辞激烈、尖锐。 显然，这三种声音是十分不同的。毛泽东批评的是《文艺报》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并因而打击新生力量的“右”的错误。文艺工作者批评的是《文艺报》以错误的文艺理论和审判官式的粗暴批评压制创作自由、批评自由的“左”的错误。胡风批评的则是党的整个文艺领导工作。以往对批评《文艺报》事件的研究，显然忽视了文艺工作者一方面的声音，对胡风的观点也缺乏完全正确的理解。 二、为什么会有三种声音 在批评《文艺报》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三种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从主观方面来说，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想通过批评《文艺报》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从客观上来说，《文艺报》的表现的确为这三种声音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依据，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空穴来风。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袖，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改造。建国后，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运动，支持对陶行知等教育界著名人物的批判，都是为了改造旧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这些运动都没有有力地触及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和核心——由胡适思想长期统治着的学术领域（不仅仅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1952年夏季以后，鉴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造成的严重影响，党不得不有限度地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毛泽东从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观察问题，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他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和缺口，打破“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统天下，于是找到了《文艺报》和红学研究。尽管冯雪峰对批判《文艺报》始料不及，事后也想不通，说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注：史索、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但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说冯雪峰主编时期的《文艺报》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大概是不冤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