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彻底摘掉了王明、康生强加于陈独秀的汉奸头衔，恢复了陈独秀的坚决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的历史面目，但是，对于陈独秀抗战时期的政见，史学界除了肯定其主张抗日救国一点而外，很少再有其他的肯定。对于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也基本上予以否定。笔者以为，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把它与毛泽东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观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在一系列文章、演讲、信函中，集中地发表了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见解，笔者经初步归纳，觉得它大致有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 陈独秀把资本主义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说，“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社会主义“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可他又认为，“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先，社会主义在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过程，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非由人类的主观愿望决定。他通过对中外国营工业发展的情况分析指出：“即使国营工业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以苏俄国家工业为例，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3年版，第514-519页。）苏俄虽然变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分析了当时中国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见，认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仍未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地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在文章的最后，他总结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可以看出，陈独秀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考察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可以逾越的，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就难以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另外，他在严密分析的基础上所持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借鉴，“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怕它”，这对于我们现在打破旧的“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很有益处。 毛泽东也曾有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应“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9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的思考。我们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中详细地了解到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1944年8月31日，他在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指出中国“建立近代工业”的任务，应在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革命阶段完成，而且是“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9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并且认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1944年3月22日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也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有它的生命的，还有革命性”，“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它不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又“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5日），《解放》周刊第98、99全期。）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别于旧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1939年4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而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注：《解放》周刊第70期。）毛泽东认为，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这是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认为，从封建经济制到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因而，民主革命基本胜利之后，中国必须经历一个“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5年4月24日）。），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可见，陈独秀与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考有其一致性，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