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论及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时，我们必须说到北大；而当我们论说北大时，又不能不提起清华。这种关联并不仅仅指这两所高等学府之于“五四”时代是如何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北大和清华直接标记着历史本身。在整个中国晚近历史上，作为一个从天下转化为社会的演变过程，曾国藩代表的一代精英的崛起是这个过程开始的标志，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初步成型的象征，而这一过程在文化上的划时代体现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此，北大标出了历史的方向，清华则显示了历史的底蕴。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若仅止于北大，只是论及了一半，因为清华构成了新的历史文化的另一半；正如北大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的方向一样，清华则以抱残守阙的精神体现了历史的底蕴。北大清华有如太极图式中的阴阳两仪，北大为阳，清华为阴；前者体现了历史进程的阳刚之气，后者展示了历史作为生命的阴柔之脉；北大为中国历史构建出新兴的理性因素或曰科学文化，而清华为中国历史承接了传统的香火或曰文化的命脉；当北大在为中国历史接生一个文化婴儿的时候，清华为中国历史扮演的是一个文化守灵人的角色。好比北大有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这样的新派教授那样，清华有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必须指出的是，北大由陈独秀风风火火地扮演了主角，清华是王国维不声不响地成了灵魂。读中国晚近历史的“五四”部分不读陈独秀是不可思议的，但如忽略了王国维却也同样的无知。唯有同时关注到北大和清华，同样读懂了陈独秀和王国维，人们才真正读懂了“五四”时代；陈独秀和王国维是整个时代的两极，彼此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宛如一个全然的生命；陈独秀之于历史文化的意义在于头脑的确立，王国维之于历史文化的意义在于内心的恪守。整个“五四”时代，连同北大的激进和清华的平和，就是在这样两极的标画下展开的。 将陈独秀这样激进的教授作为北大的象征性标画，仅仅限定于北大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独特意味。因为当人们将当时的北大作为一个高等学府谈论时，历历可数的名流就显然不止于陈独秀他们那些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教授。且不说其他，即便作为这些激进教授的对立面，也可举出一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大师级人材，诸如白话文运动的死硬反对派代表林琴南，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政治上一度声名狼藉的刘师培，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同为章门弟子但选择了不同文化立场的黄季刚，等等。北大对于历史的贡献当然以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但北大作为一个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其精彩之处则在于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兼容并蓄，真可谓江海之大，不择细流。由此，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领袖人物乃是当年的光复会核心成员蔡元培。 在中国晚近历史的社会化过程中，蔡元培与较前的维新派人物张元济一样是从文化上推进这个过程的划时代人物。与张元济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商务印书馆，而与蔡元培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则是北京大学。正如张元济的努力确立了图书出版的社会化的里程碑一样，蔡元培却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事业。蔡元培的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中国旧式学堂向现代学校的蜕变，换句话说，中国从天下转化为社会的历史在教育事业上是以蔡元培的名字为标志的。蔡元培之于教育的标志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天造地设般的大本营。学校经由蔡元培的改造和组建，成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头脑意味。这种头脑意味不仅意味着为社会培育出大量的文化精英，而且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时代中心，既不在于中央政府，也不在于地方军阀，而就见诸北大和《新青年》。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多多少少带有江湖色彩的暴力集团，由于北大的崛起而黯然失色。在这样的时代，历史开始被诉诸新兴的令人瞩目的文化运动和同样令人瞩目的高等学府。相形之下，专制政府和暴力集团成了历史舞台上颇具讽刺意味的陪衬性背景。正因如此，“五四”和当时的北大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引为骄傲和自豪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向历史直接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文化的这种威力不仅在汉末党锢集团中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先秦诸子百家也是匪夷所思的。想当年先贤们奔波终生，也不过是想让雄踞各方的帝王们采纳自己的主张，然而到了“五四”时代，文化精英不需要四出奔走，仅据一所高等学府，拥有一个刊物，便可唤醒民众，乃至号召天下。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和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组织手中；虽然这种被迫的出让充满了文化和权力、社会组织和天下结构的激烈对抗，但由权力和暴力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毕竟被打破了；而且不仅如此，即便是传统权力和话语权威也遭到了挑战和颠覆。这场变革的彻底性在于，社会的头脑阶层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由此，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座标，这个座标标画出了天下蜕变为社会的历史，标画出了具有西方头脑文化意味的头脑阶层之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正式介入。 毋庸置疑，当我们将北大置于其所在的历史座标上时，其中一些在学术界声望卓著的教授诸如辜鸿铭、黄季刚等等是被省略的。即便是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奠基者的蔡元培，也仅仅是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而不是北大所标新立异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当陈独秀们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所致力的是发起组织一个进德会那样的道德协会。这个道德协会虽然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但也同样从道德上制裁了陈独秀那样的新文化领袖。这种制裁不管为多少正人君子所默认和赞同，但也难免会让人想起宋明时代那种理学道学和宋词及言情小说互相对峙的戏剧性。相对于陈独秀的偏激，蔡元培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文化领袖。他既支持《新青年》诸同仁的开拓性事业，也容纳辜鸿铭、刘师培等传统士大夫型的学者教授；既立足于极富开创性的历史高度，又倡扬传统文化的人格构建和道德修养。蔡元培的这种兼容并蓄意味着他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向度上体现了他的文化立场，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立场使他在北大这所具有象征性的中国首席高等学府中将历史的开创和传统的承继成功地组合在一起。要不是王国维的拒绝，蔡元培甚至能够将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在另一极的象征性人物也接纳到北大，从而构成一幅以陈独秀——王国维这样两极为组构核心的“五四”历史文化的全景景观。因此，当我们说北大和清华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补充一句说，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却同时代表着这两个不同的传统。换句话说，蔡元培的文化立场不仅指向以头脑文化入主为背景的“五四”传统，而且同时标明了对传统文化在内心修为层面上的历史遗产的当然承继。蔡元培意味着陈独秀——王国维，或者北大——清华这样的历史文化结构的中介环节。蔡元培既标明了北大的标新立异，又倾向于清华的抱残守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