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9年前即1940年的延安，由党中央的两个领导人同时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 依时间先后，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毛提出的则是以向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一个十分强调“民主”，即使在解释“科学的、大众的”两个特点时，也是密切联系甚至是围绕着民主的发展而立论的；一个则几乎未涉及民主这个实际上是灵魂、核心的问题。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光辉道路与方向的杰出代言人。毛泽东对“民主”这个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果说因为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就可以不谈民主方向了，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既要解放全人类，还要社会的各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最大的真民主，怎么能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便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民主看成互不相容的呢？ 但是，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一言堂早就存在了。以延安当时集中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干部、文化人于一小地而言，它恐怕是世界上文化思想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了，难道对这两个不同提法原则上的不同也看不出来么？当然不会。笔者当时正在延安，以笔者当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也明显地看出了，我问过一些当时的青年同志，也都说看出了。但都是因为不愿或不敢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提就过去了。80年代初，笔者同“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的程中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我颇为扼腕。程告诉我：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始终支持张闻天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找出《邓选》一看，果然如此！原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在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在太行山采用的是张闻天的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提法，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和佩服！ 下面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1月初在延安开了一次文化盛会，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在1月5日做了一个主题报告，毛泽东于1月9日到会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当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报告的题目叫做《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最精采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一个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历史虽然已过去了59年，但这个提法的光辉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的，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顽固而普遍的存在，历史就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张闻天报告中这段精采的语言是：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成自己实践的指南…… 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张闻天选集》第252-256页） 张闻天在这里响亮地提出了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一连串战斗的、常新的口号，这是对“五四”传统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对科学的、大众的这两个口号，也决不是就科学解释科学，就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解释大众化。他所解释的科学也是服从于民主要求的，所以他的科学化要求，就是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反愚昧这些内容，是服从于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总要求的。他对“大众化”的解释，更不同于很多人的解释，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局限在或者把重点全放在表现形式上，而主要是把它解释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和提出人民大众的真实要求的这些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大特征，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着重在阐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对形式问题他虽然也做了很好的解释，但在他的文章中，这终究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他着重谈的是内容，即文化发展方向的持久战略问题。当然，这是更远为重要的问题。 从张闻天上述对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特点的说明来看，它们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民主这根本重要的一条，那么，其他科学的、大众的两个要求就谈不到了。所以，张闻天提出的文化思想路线的根本精神或总精神是突出地强调民主精神和民主方向，是要把民主精神贯彻到各方面去的。这一点，张闻天的文章表达得很明白了，并不是今天替他做的新解释。 在张闻天发表这个基调报告的四天以后，即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也到大会上讲了，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而闻名于世。毛提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方向，是至今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项。这里使人感到疑问的，是未提“民主的”这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仅仅是在解释“大众化”这个特点时才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而细读毛的“大众的”这个特点，包含的内容很多，颇不易抓住它的中心意思。例如，其中讲革命文化运动以至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要占一半的篇幅，讲进步文化人应当如何工作的又占去了很多。而这些又都不是同“大众化”这个问题有太大关系的。因此，对“大众的”这个特点颇难道出其中心意思。总的说来，毛在解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特征时，对张闻天所反复强调的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号召，并没有怎么提到。同时，对上引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的解释，也颇不易理解。因为，宣扬封建伦理的、迷信的、反动的、色情的、各种宿命论的“文化”，通俗的大众化的东西倒是多得不得了，因此，决不能保证大众化的东西就是民主的、反封建的，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毛泽东在谈“大众化”时，确也似乎多是谈表现形式问题。他不是曾多次讽刺过作家们，“请你（大众）化一下”给我看么？所以，以“大众化”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是难于理解的，道理上也说不通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的十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