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4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1961 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1955年遭批判、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丁玲、陈企霞首当其冲。1957年7月25日， 中国作协召开了批判丁、陈的大会，8月7日《人民日报》予以报道，把丁、陈对1955年问题的申诉斥为“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的向党实行攻击”。接着，又揭发批判冯雪峰。8 月26日《人民日报》以“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题予以报道，指责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此后，丁、陈反党集团变成丁、冯、陈反党集团。此后，又扩大成为“七人反党集团”，成员增加了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随着运动的发展，除这七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外，被指责为这个集团的近6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党纪处分。由此一例可见这场运动是怎样严重地被扩大化了。 在当时，这场错误的斗争被说成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注：《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战线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9月1日。）对“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写真实”，强调“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主张，都不加分析地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一批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和电影被指责为“大毒草”受到挞伐。一批老作家、评论家及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文艺创作的自由度受到严重限制，文艺队伍受到不应有的摧残。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大批著名学者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其中，集中批判的最主要的对象是费孝通、钱端升。除了政治上批判他们是“章罗反党集团”的干将外，学术上批判费孝通“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学”、“买办社会学”，批判他的“新人口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论”；批判钱端升是“法学界右派主脑”，他和楼邦彦、王铁汉结成“反党集团”，“鼓吹法治”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还“企图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对“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虽然毛泽东也指出“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注：《1957年7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但相对说来，学术观点的自由程度、 百家争鸣的状况比社会科学领域要好。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出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谈而不斗”；对于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概“不排不斗”。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搞技术革命，非常需要科技人员发挥积极性。《指示》精神很明确：对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随便定右派，对有成就的科学家要“保护过关”。尽管如此，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形势下，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如钱伟长、曾昭抡等人也难免厄运。因为1957年6月6日他们和华罗庚、童第周、千家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提出“保护科学家”就是要“科学研究的自由”，“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注：《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自然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由此开展起来，到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就有11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又联系到历史上作品和观点的是非。首先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文艺报》1958年第2 期以“再批判”为总题出特辑、加按语重新刊载了15年前在延安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奇文共欣赏， 毒草成肥料》题目下予以介绍。这个专辑的总题“再批判”是毛泽东定的，《文艺报》的编者按语也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并加写的。 “再批判”引起连锁反应。在文艺界，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成为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战线的中心任务。一批老作家、在创作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思想比较活跃的文艺评论家，再一次受到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在学术界，打成右派的哲学家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也受到严厉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更是一个突出的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事件。 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给予高度评价。1958年2月， 他修改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固然被取消了发言权，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接着进行的以拔“白旗”插“红旗”为主要内容的“交心”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都噤若寒蝉，无从“鸣”和“放”了。 “大跃进”运动中“双百”方针被扭曲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会议作出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论断又被写进5 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经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时关于学术文化问题加写了一大段话，对“双百”方针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目的是“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认为整风反右采用“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并说，“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25页。）这些话，显然与反右派斗争以前对“双百”方针的阐述有很大不同，强调的是“锄毒草”，指导思想是“左”的，失去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初衷，可以说是对“双百”方针的一种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