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 41 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70年后的今天， 我们研究八七会议，不妨将它与遵义会议试作比较，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八七会议的探讨，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研究。 八七会议是在历经严重失败的险峻形势中召开的。1927年4月到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公然抛弃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反革命的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国民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6万多党员的党， 在革命失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中竟只剩下1万多党员，出现了“非常崩坏的形势”（注：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3月1日。）。 遵义会议所面临的也是严重失败的形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实行长征。长征初期，又继续遭受严重损失，致使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 导致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主观原因，主要的都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在国民革命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基石，主要是“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按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陈规，设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远景，把国民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虽然帮助改组国民党，却始终没有下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占主导地位的决心；在政权上，持“在野党”的态度；在北伐战争中，不注重发展自己的力量，而热衷于迎汪、扶唐、抑蒋，搞汪蒋平衡；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更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能够把汪精卫集团继续拉在统一战线营垒中。其间，虽然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传达使认识一度有过变化，但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沉疴，严重侵害了党的肌体。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既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教条式指导有密切关系，也与党还比较幼稚有关。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到8年时间，连续3次“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在政治上，混淆革命性质，实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完全违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注：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1961年8月21日；1963年4月17日，9月3日。） 这样，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所要完成的任务，便也是相同的，那就是纠正错误路线对党的统治。八七会议在政治上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暴动，表明已经开始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它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新的政治方针，采取了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决策。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这两个当务之急的问题，牵住了转变时局的牛鼻子。它虽然没有否定“左”倾政治路线，但“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注：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 由于坚决纠正了错误路线对党的统治，确立了新的行动方针，变换了党的领导，这就使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成为转换时局的、决定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对于遵义会议，这个决议同时指出：它“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作为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来说，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并美齐辉于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史，千秋万世，永垂不朽。 但是八七会议毕竟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又是遵义会议。时间、背景、主题、参加者的不同，必然带来其它一系列不同，从而使其各具特性。 遵义会议没有触及党在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反而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这里有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事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让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注：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除了张闻天所说的争取犯过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这个因素以外，也应看到，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上的错误需要从思想上加以清理，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解决问题。摆在面前的现实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后追前堵，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抓主要矛盾，首先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新的路线取代了过去的路线。这样，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分清轻重缓急，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办法，达到了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