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使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要探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为，必须从他在特殊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政治家品格中寻求答案。 一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评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行为，首先要对毛泽东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发生分裂的一场悲剧，是人民共和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良好愿望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的一场悲剧。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由于这种动机和愿望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量之上，因而其结果与动机和愿望完全背离。 同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爱国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着衷心敬仰之情和长期共事之谊。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同毛泽东达到了伟大之间相互信赖、相互理解、相互吸纳的境界。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就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口号。他指出：“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4～335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一开始怀有真诚的愿望，希望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机体上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日益显露之后，他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以其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动乱波及全国的形势下，尽量减少损失和错误。因此，他不可能也不应该拍案而起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分道扬镳。对待毛泽东，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他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尽可能地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品格，是不能仅仅从个人的修养、性格、心理和道德来进行理解和阐释的。周恩来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因此，研究周恩来，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不能离开近现代中国百年沧桑，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现实背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组织结构及各自个性与作用，更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家，特别是那些意识到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政治家，他们的一切作为已不是个人行为。人们不能因政治家与人民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而要求政治家的每一个行为都与自己的认识一致。人们只能要求政治家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政治家也只能够、只应该按着历史分配给的角色，来确立自己的位置和行为模式。好比我们不应该对演员提出超越舞台、超越角色规定的苛刻要求一样，对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也不能提出超越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苛刻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