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估量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当前的一个热点。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近50年历史的一个重大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所经历和参与创造的历史，他们的欢欣和痛苦，他们的施展和蹉跎，他们的追求和迷惘，他们同人民一起进行的奋斗和牺牲，他们为民族、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历史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认同。 历史又深含矛盾，多经曲折。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成功和正确，也有严重的失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尖锐地指出：“要坚决扫除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正确和错误，相互消长，又相互交织。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页。）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二）周恩来的第一篇讲话，是1951年9月19 日应北京大学校长和一些教授联名邀请所作的、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的讲话。它的特点，不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分，向广大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金岳霖晚年写回忆，记述了他对周恩来这次讲话的感受：“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三）周恩来第二篇讲话，是1956年1月14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它的特点，则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包含两个方面的适应：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政治斗争，过去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属于革命动力的组成部分，不发生把他们视为革命对象的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两重分析的矛盾解决好，就可能出现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1956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这个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这个结论，是周恩来亲笔加写到报告中去的。它至关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然而，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当时没有透彻解决。就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 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前些年，我曾问胡乔木，为什么八大报告没有重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新结论？乔木也记不大清楚，但他记得，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查了中央政治局于这一年2月24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 不过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没有重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而到1957年以后，知识分子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