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极左路线，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来，史学界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勇于争鸣，大胆突破传统定论和学术禁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冲淡了以往该领域研究中过浓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传统观点的误区并未完全打破，新的误区又在探索中产生。笔者谨就此谈谈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同仁。 第一，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都严格依据、重复毛泽东《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观点，不越雷池一步，结果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成了对毛泽东的有关论断的论证和展开。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突破，但未根本改变，许多论著仍然沿袭毛泽东的说法，固守传统成说不变，论证方式是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以论带史，不是从史料、史实出发，论从史出。这种态度包含一个误区，就是没有看到毛泽东上述文章对五四运动的论述，主要是从现实需要、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并非专门的史实探讨，某些论断并未做严格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考证，加上受当时客观条件和毛泽东本人主观条件如历史资料掌握不充分等的限制，某些看法在今天从史学角度看便显得不十分恰当、准确。这在毛泽东是难免的、非常自然的。比如毛泽东在论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时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里后一句话有一定道理，但前一句显然不合历史。 因为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君武、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在踏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学说，并且做了介绍[2]。以往我们抱着“凡是”的态度， 对毛泽东的论述不做考辨，依样画葫芦，以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开始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这样写出的五四运动史难免失真。 另外，由于时间、场合、角度的不同，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历史做出一些相互不尽一致的论述，甚至于对同一件事往往就有几种不同的提法或论断，这为人们的选择去取留下了余地。如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讲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候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3]这段评述比较客观准确，符合历史实际， 但在某些历史著作里，这段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维持传统定论，仍然按照“十月革命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模式写五四运动史，忽视中国人求取马克思主义的主动努力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逻辑。 第二，关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毛泽东提出：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五四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左翼。毛泽东的论述是正确的，但以往为论证此点，常有意无意地拔高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夸大他们的人数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五四运动时已经有大批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奠定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发动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中坚力量。在涉及到具体人物、列举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名单时，将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都罗列其中。其实，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未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距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尚远，陈独秀仍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毛泽东、恽代英主要信仰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则在当时传入的各种新思潮中探索比较，未确定信仰。近十年来，学术界重新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实事求是地考察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人们发现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没有达到以往认为的那种思想水平，五四运动期间没有出现一批这样高水平的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于是提出了反对抬高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反对过高估计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水平的呼声。结果又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导致了新的偏颇：过低估计了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水平，放低了判别标准。把凡是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赞成社会主义、欢呼十月革命、反对资本家剥削的人都看成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根本信仰如何。这种看法的失误在于，把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与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前的思想信仰混为一谈，把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与他们据以达到这种思想水平的某种条件、基础混为一谈，没有恰如其分地评估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没有准确把握、判定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如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必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前一般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这是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就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只有在接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确信其为真理，以之为世界观时，至少是比较赞成、倾向马克思主义时，方才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说、当做学理来研究，与其他学说思潮等同看待，甚或更倾向、更看重其他学说，那就不能称其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五四运动前中国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并未将其作为信仰。少数人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作者更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了解。如果以接触、了解过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合适的，违背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概念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