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有关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研究

      所谓“二次革命论”，一般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一词是蔡和森在1928年11月1 日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一文中最早总结出来并公开使用的，在该文中，蔡和森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观点总括为“二次革命论”。随后，“二次革命论”这个概念几乎一直被等同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并且被人们沿用下来，以致在当今学术界，还一直是陈独秀革命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笔者这里将近十年来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时间及其发展变化

      在学术界，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3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形成于1926年。

      持1923年观点的人基本上是以陈独秀在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作为“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标志，认为这两篇文章完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阐述。其理由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陈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是明明知道民主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并且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而资产阶级的势力“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故尔陈设计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是第一次革命，它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权为目标；第二次革命，则是必须等到“资产阶级崩坏时”，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1〕。 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思想上就已夹杂着二次革命思想因子的民主革命意识，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提出前，“二次革命”已具雏型，是“二·七”惨案促成了“二次革命论”的最后定型〔2〕。 目前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

      持1926年观点的人一部分认为陈独秀在思想上确立“二次革命论”观点的标志是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 其理由是陈在这次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推动民族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3〕，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二次革命论”的内容。 另一部分人认为陈两个月后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加清楚的回答：“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因此认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是陈“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标志〔4〕。

      持1926年观点的人否认陈的“二次革命论”理论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有的人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谁掌握政权，“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说明陈当时已没有写《造国论》时那种乐观情绪和估计了，又基木回到了中共“二大”时民主革命前途的思想状态——“不定论”状态，而并非“二次革命论”思想状态〔5〕。还有的人认为这两篇文章中虽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 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也未明确提出“二次革命论”的公式；并且陈发表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在于纠正当时党内反对和国民党合作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来阐明国共合作的必要和可能，排除国共两党党内阻碍国共合作的因素，以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后建立〔6〕。 所以，陈“二次革命论”并非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又有不同观点。持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3年观点的人基本上认为从1922 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到1923年的这一段时间为“二次革命论”的萌芽阶段，而从1924年到1925年则有某些纠正和反复，1925年以后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二次革命论”进行彻底批判之前则为“二次革命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并且以1926年12月中旬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召开为标志〔7〕。另外也有人认为， 从1924年秋到1925年底这段时间里陈放弃了“二次革命论”，而把所谓后来“二次革命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认为是“二次革命论”的重新抬头〔8〕。而持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6年观点的人则认为1926 年7月以前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处于“不定论”阶段，而后才是“二次革命论”，到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又逐渐转向了“一气呵成论”。

      总之，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表现得几起几落，数次反复，很难把握，笔者这里对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

      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问题，经过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已成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民主革命前途的错误分析，是他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根源。认为在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上，陈忽略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所显示出的伟大革命力量，而被“二七”惨案后暂时的工人运动低潮所迷惑；在对农民的认识上，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则片面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