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2周年,回顾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分裂中国民众力量,削弱中国民族意识,加重中华民族灾难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全面总结这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 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消弥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瓦解民众的抗日斗争,有意利用中国社会封建落后的帮会组织。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注意“号称在全满洲有信徒为数不下30万”的在家里教(青帮),“怀疑它正在起着反满抗日的作用”〔1〕。于是日本特务、 治安部调查部长鹫崎研太郎策划组织“全满家里教会代表团”,由在东北势力最大收徒最多的沈阳青帮头目冯谏民为首,率领王兆庥、张新甫、祖宪廷、吕万滨、常玉清、郝相臣、赵庆禄、杨于小等人于1933年访问日本,“说明家里教的教义以求得日本朝野的理解,以至于逐渐以公开的姿态活跃于世。”〔2〕同年9月赵庆禄在哈尔滨建立“大满洲国家里教同志会北满总会”,当时虽未得到正式批准,但日伪主管部门后来认为“还是承认其为合法团体,予以适当引导的办法为好”〔3〕。 冯谏民则在日军野副昌德中将的驱使下组织“冯工作班”,在柳河等地分化抗日民众,同时在敦化成立家里会,向哈尔滨、敦化等地扩展势力。冯谏民后又为日军讨伐队招往热河效力,不久积劳病死于长春。 1935年春日寇为了侵占华北,在天津日租界组织成立“普安协会”。“该会为前直鲁军警督察处长厉大森及日人小日向主持,受关东、华北两军部指挥,以青帮中下流份子为鹰犬”〔4〕, 主要从事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了全面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策略,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加紧伪化帮会,苦心拼凑起一个又一个的汉奸帮会: 1937年7 月日军占领天津不久利用青帮势力组织“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次年改名为“中国内河航运公会”,总会设在北平,并在济南、正定、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会。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又成立了山西省内河航运分社〔5〕。 前此日军侵占包头后曾组建绥西水运公会,以哥老会首领郗效周为会长。 1938年在绥西水运公会的基础上西北哥老会在包头成立,郗效周充任会长、王英任名誉会长〔6〕。 1939年4月张家口成立“民生总会”,殷汝耕的秘书、 张家口青帮通字辈祖益焜任理事长。该会在宣化、平地泉、包头、萨县等地设有分会〔7〕。 1940年6月,在航运会石门分会的基础上, 经日军饭沼部队同意成立了河北省中华共进会,总会长梁渭珍、副会长为日本人中尾一德。至1942年该会在定县、正定等地设立分会20处,拥有会员2万余人〔8〕。 1940年3月,航运公会济南分会改组为安清道义会,7月召开成立大会。至1942年该会已有城武、滨县等28个分会,拥有会员2万余人。 济南安清道义会也升格为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9〕。 1941年冬经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内务总署批准,以北平安清道义会为基础成立华北安清总会〔10〕,以青帮大字辈魏大可为会长,实权掌握在顾问日本人光冈良雄手中。 1942年3月,天津安清道义总会成立。 此外,在洛阳也有“豫西建国联盟安清道义会”〔11〕。 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陷落后, 又成立了“中华同义会”。1940年9 月, 山西省内河航运公会改组为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 至1942年已设立了忻县、寿阳等十个分会,号称拥有会众1万余人。〔12〕 1938年2月, 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楠木大佐组织成立以青帮大字辈常玉清为首的黄道会。同年秋常玉清赴南京,于12月间经日本特务机关、伪维新政府内务部批准成立中国安清同盟会,在上海设立总会,在芜湖等地设有分会。1939年上海青帮大字辈张德欣、樊瑾成、李琴堂、曹幼珊、阮慕白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道义协会,该会在上海、江都、吴县、武进、丹徒、南京、芜湖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649人。1940年5月中国安清同盟会与中国道义协会合并组织成立中国安清总会,该会到1941年5月已在苏、浙、冀、鲁、鄂等地设立了22个分会”〔13〕, 至1942年又成立了华中总会和山西总会。 1941年春夏之交,日军汉口陆军特务部支持下的武汉“洪兴正义会”出笼。后又经日军驻汉口司令部同意,试图筹建中国洪门五祖道义协进会,未果。1943年1 月上海又成立了以在帮的汪伪政府官员为骨干的中华洪门联合会,企图网罗全国的洪帮势力,共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和帮凶。 二 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和怂恿下,形形色色的汉奸帮会组织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破坏抗战,猖獗一时,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累累罪行。 (一)为日寇保驾护航,帮助其进行水陆运输,增强其后勤实力。众所周知,青帮的产生和发展与内河航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船夫、盐枭、流氓及其他城乡失业者是青帮的基本成员,这些人在水道沿岸有很大的潜伏势力,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