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三人团”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召开，“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博古等人完全控制了党中央的军政大权。 就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逐渐上升时期，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 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鉴于广昌失守后，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会后中共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共产国际同意转移。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规划”。〔1〕“三人团”便这样成立了。 “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从当时的实际来看，“三人团处理一切”〔2〕，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从分工可以看得出， 博古、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3〕。 作为“三人团”核心人物之一的博古，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他是在王明赴苏情况下担负起党中央领导工作的。1933 年1月，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对毛泽东、朱德等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红军领导人不信任，认为他们知识浅薄，没有接受正规的理论学习。年轻的博古“雄心勃勃，很想干一番事业，使革命斗争能有一个大发展”〔4〕。然而， 从书本中走出来的博古毕竟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于是他便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一个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外国人，即“三人团”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他在党内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5〕。按常理，“顾问”本该只有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但是在当时，这位军事顾问俨然成为红军的“太上皇”。“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6〕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 是与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式崇拜分不开的。 博古与李德相互支持，使他们成为临时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然而，在成立“三人团”时，他们为什么要把周恩来吸收进去呢？客观上讲，这是博古与李德对现实妥协的一种表现。从1933年底到1934年夏，在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挫折与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如彭德怀、刘伯承对他们的指挥产生了疑问。这使博古、李德感到为了保持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就必须需要一个威望很高的人把自己与其他领导人联系起来。周恩来无疑具备这一条件。他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他谦虚、诚恳、平易近人的人格，使他能够在博古、李德与广大红军领导人之间起到一种纽带作用，从而保证“三人团”的路线、政策的实施。 二 从“三人团”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取消， 其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三人团”成立到湘江战役。这一时期“三人团”，处于最高权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长征的准备问题上，“三人团”片面强调“突围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7〕。因此， 这样重大的转变“没有按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意图。正如张闻天说的那样，“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8〕。 其次，在长征的行军指挥上，“三人团”处理一切。即如所安排的一样，博古、李德负责最高决策，周恩来负责最高决策的执行。本来，在长征的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曾在得到周恩来、朱德赞同的情况下，明确地提出了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消灭之的建议。可是“三人团”的决策核心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这样，在“左”倾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大搬家”。以后直至湘江战役，毛泽东等人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三人团”决策核心拒绝，一切由“三人团”自行处理。 第二阶段，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三人团”的权威地位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逐渐削弱，直到最终被取消。 博古、李德等布置指挥的湘江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9〕。“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 面对惨重的损失，亦“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10〕，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11〕。在这种背景下，“三人团”的第三名成员周恩来以其既有的历史影响及地位，被推到了维持局面、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