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所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革故鼎新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里程碑，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与以往文化变革活动的结果不同，五四新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是以往文化变革的积淀和发展，另一方面更是文化变革中的质变和飞跃。五四新文化价值结构主要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一、以新的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内容。五四新文化具有明确的足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新质——科学与民主。这些新质已经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依附于以往任何传统文化的某种形式；二、文化载体和形式。新的文化内容已经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这主要指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样式；三、文化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第一次全面地深入到一般结构的层次，形成了文化比较的理论；同时，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理论也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这些是新文化结构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四、文化机构和组织。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文化机构已经建立。这一方面是《新青年》杂志社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是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这是新文化的操作和社会化层面。以上四个层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层面中不同方面或成分之间的协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价值结构的整体。 本文所要致力于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在构成、功能、系统内部关系以及理论层面的特点。 （一） 新文化价值结构（以下简称新文化结构）在构成方面的鲜明特点是，西方的文化内容与中国民间文化形式的某种整合。 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内容层面的主体是民主与科学。这两方面的文化因素，如人们所知是西方文化大树上结出的两颗果实。近代以来，它们逐渐舶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文化界传播流行，到五四前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形成高潮。与此相对照，文化结构形式层面的白话文却是地道的国货。作为语言现象，它源于中国的民间，以大众日常生活为依据，是中国文化本体的自然产物；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源远流长，是中国精神文化社会化的必然产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曾描述了白话文体的生长发育过程。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初始阶段，“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魏晋时“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到了唐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成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至近代时，“元明剧本，明清小说”，此类白话文学“粲然可观”。〔1 〕所以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与大众生活贴近的、朴实通俗的白话传统，只不过以往是以某种遣词用句的方式或某种特定的文风存在，而到元明清时则以比较成熟的戏剧小说形态存在罢了。换言之，白话本身即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是中国文化在形式层面的一种特定表达。胡适不仅承认这一传统的存在，而且对它作了高度评价。他赞颂白话小说家说：“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2〕 这样，一则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和舶来品，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特有创造和语言传统，五四新文化在结构构成上实际是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和整合。这一整合过程虽然不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但这一时期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其中自有历史和文化的积累等缘故，但五四文化整合的成功确与它的独特切入角度相关。五四文化是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角度融合中西文化。这与以往中西文化的整合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中体西用”的文化纲领是按体用关系的原则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托古改制”的文化纲领是托古人之名在内容上对中西文化进行重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化纲领则是西方文化内容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某种暗合。这些整合方式一方面依赖于中国大文化系统变革的实践需要和进展程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涵化的程度，因而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整合相比，具有一种时代的落差。具体地说，以往中西文化的整合基本依据中国文化的原则进行（如体用原则和托古改制的原则），而五四时期的文化整合却基本撇开了中国文化的方法论原则，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往的整合主要是借重于中国传统中的正统文化去同化西方文化，不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而五四文化却向大众层面倾斜和转移，形成了具有平民性质和普及效应的新文化；以往的整合往往具有某种理论的抽象性，如哲学的体用原则和历史哲学的公羊三世进化说，缺乏世俗传统的现实性，而倚重于白话文的五四文化整合却恰恰具备了这种现实性。它因为具有绵延不绝的世俗基础而显示出以往整合所没有的文化力量。如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至少从这一角度说不能概定为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主义”。〔3 〕尽管五四新文化在内容层面上具有反传统的特征，即以民主反对专制的传统，以科学反对儒教迷信和其它不合理的伦理传统，但在形式层面上它又是继承传统的，是以中国文化的白话传统为其基本构成的。因此，准确地说，它是反传统与传统的某种统一。 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与传统的统一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这种历史的具体性是两种文化成分所以能够整合的内在根据。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单一的抽象物，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体。抽象地谈论传统或者反传统是超历史的或反历史的，只会把人们引入死胡同。历史地分析中国文化的传统，总是可以看到其肯定的方面，也可以看到其否定的方面，是二者的对立统一。至于这两方面是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以及是何种联系则要视研究的历史范围和研究角度来定。就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体传统而言，则既有其文言的一面，也有其白话的一面。前者是文体传统的肯定方面，后者是其否定方面，二者就其统一性而言都属于传统，就其对立性而言，又互为反传统。传统在此是一矛盾统一体。因此，仅仅判断一种文化现象是传统或反传统，不足以对它的文化地位和作用作出评价；只有认定它是传统中的哪一个方面，厘清它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看其是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白话文虽然就其萌芽来说发源很早，但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真正成熟起来，是明清时代的事。它是作为市民文学随着市民阶层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因而就其社会作用来说，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相对于封建贵族的文言体而言，白话文是反传统的，而相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文来说，它又是从封建时代文化中生发出来的优良传统。正因为白话文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因而它能够和主张平民主义的西方舶来品一拍即合，形成五四新文化。因此，简要地说，这两方面的文化成分所以能够整合，原因在于这两种文化成分具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属性，在于白话传统与西方民主传统具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在于白话文与西方民主都具有反对封建贵族传统的共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