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经常就一些重大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协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下简称“参战”）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此问题最早由中国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以积极建议的方式向苏联提出。几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又反复改变了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以适应其内外政策的需要。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与中国本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苏联参战问题上，国民政府无论持何种立场，事实上都难以真正发挥关键作用，它不得不服从主要盟国的意志与决定。笔者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这一历史现象，对于加深认识战时国民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真实关系或有裨益。 一 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外援是国民政府对付日本侵略的一个中心任务。由于苏联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和中国又有紧密的历史联系，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它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不可缺少的求援对象之一。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大国的援助“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这使苏联对中国解决和日本的冲突有了更大的意义。 国民政府利用苏联担心日本北进、急需中国牵制日本侵略者手脚的心理，首先争取它帮助中国解决军事物资上的困难。经过努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苏联的物资援助成为中国外援的主要来源。 实际上，国民政府对苏所求不完全在于，甚至可说是主要不在于物资援助。它的最大希望是争取苏联同意直接对日出兵。如果这一战略目标能够实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可借用强大的苏军力量打击与牵制凶悍的日军，弥补中国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并减轻中国军队的作战负担。第二，大大加剧日苏紧张关系，不使日苏达成妥协，以便日本从中国东北抽调重兵南下变得更为困难。要知道，蒋介石早就认识到苏联是铲除日本侵略大陆野心的一个关键。因此，他最怕日苏达成妥协，一直把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致使日军无法从中国东北移师南下作为一项重要外交目标。蒋介石在1940年4月28 日致斯大林的求援信中指出：“设苏联更用种种方法牵制在伪满兵力，则亦等于直接援助。”〔1 〕为了使苏联不和日本达成妥协，蒋还警告过苏联，如它和日本接近，会促使日美结盟反苏〔2〕。苏德战争爆发前后， 蒋为使中国免受日苏妥协之不利影响，又建议美国以在远东问题上与苏合作、援助苏联及支持苏联与中英合作的办法，打破日苏妥协趋势，使日苏谅解“益见辽远”〔3〕。为防止日苏可能达成妥协， 国民政府还密切注视着日苏关系的任何动向〔4〕。显而易见， 争取苏联参战对于实现国民政府的上述外交目标亦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三，可以加大对日本的压力，有助于达到最大限度地借助苏联增强中国对日交涉地位之目的。蒋介石在1937年12月2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以“赤化”势力进入中国相威胁， 迫使日本与中国谋和的企图。他写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5〕第四，可利用苏联参战， 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来对付中共，阻止革命力量发展。在这些好处的刺激下，国民政府不满足于苏联的物资援助，而把推动苏联参战确定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这样一来，有关苏联参战问题便成为抗战前期中苏交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七七事变”当月，国民政府就建议苏联从速订立双边军事互助公约〔6〕。但是，苏联只同意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以提供军事物资的方式援华抗战，而不愿接受上述建议，因为接受这种建议就等于答应在远东参战，这与它的避战自保方针是相违的。当时，苏联在参战问题上的最大顾虑有二。一是此举会给德国侵苏造成可乘之机，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之困境；二是鉴于英美对远东冲突袖手旁观，国民政府又缺乏坚定的抗战决心，唯恐苏联参战会变中日战争为苏日战争，造成引火烧身、孤军作战的更为被动的局面。在苏联的坚持下，国民政府只好让步，于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10月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打破了苏联建立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束缚日本手脚的计划。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机会，迅速重新确定了“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的方针〔7〕。结果是令蒋介石失望的。 12月，斯大林把拒绝出兵的决定告诉国民政府，强调：“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8 〕蒋介石并不甘心，继续争取苏联采取和中国一样的武力抗日政策。1939年12月1日， 他致函斯大林说：“盖我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而在外交上尤须共同一致，方能消除暴日侵略大陆之野心，重视东亚与世界之和平也。”〔9〕1940年1月24日，蒋向在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贺耀祖发出一电，说明最重要的仍不是争取武器接济，而是争取苏联同意与中国就外交政策协商，也就是答应与中国采取一致的武力对日政策，并说，“如其政策尚不愿协商，则虽有接济亦不足为奇”〔10〕。在此之前，蒋把同样的意思告诉过在莫斯科的孙科，指出：国民政府对苏之外交方针，“并不以其是否接济为取舍”〔11〕。1941年4月下旬， 蒋再次要求苏联参战，制裁日本侵略者〔12〕。但是，苏联坚持暂不参战之既定方针。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拒绝蒋介石的要求。事实上，苏联对日出兵的确更为困难。它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强大的德国对手，确保欧洲战略重点，更不可能冒险出兵远东，陷自己于两线作战的窘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再次激起蒋介石争取苏联参战的欲望。他以为一个实现这种宿愿的绝好机会业已到来，其逻辑不外是：苏联和英美已成为盟国，在英美都卷入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苏联和它们一起对日宣战乃责无旁贷。于是，他在1941年12月8日一面会见苏联驻华大使， 建议苏联对日宣战，一面拍电给驻美代表宋子文等人，嘱向罗斯福说明：“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13〕，这显然是指望美国以盟国身份说服苏联参战。然而，苏联仍处在同德国交战的生死关头，为避免两线作战，它比以前更需全力西顾，对日谨慎从事，何敢旁鹜？再说，日美交战后，不仅日本势难分兵北进，而且国民政府已对日宣战，并获得美国日益增多的援助，其对日妥协的可能性必然大减。这些都只能使苏联增强对远东边境安全地位的信心，更不倾向于眼下参战。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表示苏联目前仍只能与德作战，而不能对日出兵，希望蒋“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