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 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国务院秘书厅工作，担任秘书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迅速冲击到国务院机关。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迫害致死，国务院直属机关基本瘫痪。1967年8月， 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决定，组建国务院值班室，我担任值班室主任，为总理、副总理服务。1970年国务院直属口改组为国务院办公室，开始，军代表为主，我为副；以后，我负责全面工作，仍然为总理、副总理服务，协助领导处理国务院日常具体事务。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有义务将我接触到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情况，根据历史事实，作一记述，以此来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 毛主席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的错误估计，集中反映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中。毛主席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南粮北调”问题。同时处理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大清楚。他本着对毛主席的一贯尊重和信任，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赞同了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准备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尽管如此，周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时，他与陶铸同志商量删去了原稿中“黑帮”、“黑线”的提法，并增加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必须严格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等等。这些修改得到毛主席同意。然而，由于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与毛主席不一致，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必然会出现分歧。例如，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周总理知道后，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并重申了中央规定，要他们严格遵守。康生得知周总理的批评后，立即要来大字报底稿，背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报给在外地的毛主席。6月1日，毛主席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8月23日，周总理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 余秋里、姚依林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总理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主席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8月29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16条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