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错误倾向，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之一，也是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错误倾向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主要表现为“左”和右两种倾向，它们都从根本上脱离了实际，危害革命和建设事业，给党的发展带来损害。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同“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可以说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而周恩来在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漫长历程中，几十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经历了多次党内反倾向斗争的风雨考验和磨炼。因此，他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的基本实践活动、成功和失误，以及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加以探讨。本文从三方面对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作一评述。 一、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总体而言，对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就其所应达到的深度、所发表的专门成果，以及与其它课题的研究水平相比，在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研究的广度方面都不令人乐观。因此，这是一个有所研究又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是一个能够研究又必须全面系统加以研究的课题。 （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深度。 相比于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理论界、史学界对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就其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研究来说，则更晚一些，只是在《周恩来选集》出版发行之后才开始有所涉及，主要散见于1977年前后的各主要报刊所登载的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的好总理》一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几本续编。此后，对周恩来的研究转入实质性阶段，到1986年他逝世10周年形成一次小高潮。特别是1980年到1986年前后，理论界、学术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也出版了象《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周恩来研究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等著作。在这些成果中， 能够看到一些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研究文章，但并不多。从1989年开始至今，对周恩来的研究进入生平传记、年谱、专题思想方面的领域，专门研究本课题的文章并不多，仅限于面上的史实方面泛泛的议论和分析。 （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多，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少。 专门以研究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专著没有，而专题论文也不超过10篇。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有如下几篇比较专题性的：《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而奋斗——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论述》（陈金榜著，载《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周恩来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石仲泉著，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期）、 《肃清“左”的影响要正本清源——读〈周恩来选集〉上卷》（胡华、林代昭著，载《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恩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反“左”斗争——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札记》（张春予著，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3期）、《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倾向， 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杨增和著，载《文汇报》1985年1月14日）、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安建设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等。 如果不看题目是否专题性，将凡涉及到周恩来与历次党内反倾向斗争的著作和论文都计入在内，则大约有100项左右。 如凡是研究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著作中都多少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详见《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胡华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石仲泉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开国总理周恩来》（力平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传》（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周恩来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总管家周恩来》（熊华源、廖心文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而涉及本课题内容的类似文章则更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的研究有所进行但进展不大；研究成果有所体现但质和量都未达到应有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课题本身比较复杂敏感，难度较大，有些问题难以把握。因此，研究者们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起步较晚，观点分歧也不是很明显。 二、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的评述 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兼有生平史和思想史两方面内容，即他一方面参加了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而进行的党内反倾向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又提出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宝贵思想。学者们的研究大都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本文将这两个方面再分成几个问题对其研究内容进行评述。 （一）周恩来不仅非常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伟大实践，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是一个总论性质的问题，陈金榜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同时，非常重视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同‘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这不仅表现在许多重要的关键时刻， 周恩来始终站在正确立场上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而且表现在理论方面，他注意清算错误的思想根源，注意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胡华、王键初在研究了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及论述后指出：“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党的建设”〔2〕的领导人之一。那个时候， 他就提出党员应当正确认识和运用党内民主的权利，反对奴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对民主化倾向，认为这是社会上无政府主义在党内的反映。当然，注意研究周恩来早期重视党内反倾向斗争是必要的，但多数同志都集中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这段历史研究上。石仲泉、杨增和指出：“周恩来同志亲身经历了我们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是鲜明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开卷篇《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就是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他对瞿秋白同志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提出过尖锐批判，认为‘左’倾盲动主义者在政治上发动全国总爆动，在战争中提出‘杀土豪’、‘烧城市’作动员口号，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李立三同志搞‘左’倾冒险主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反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