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差不多同时起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当日本天皇联合资产阶级力量击败幕府封建势力，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运动之时，清廷中的洋务派官僚也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又增强国力的自强运动，两国的现代化正是从那个时候启动的。三十年之后，两国的海军舰队在中国黄海及附近陆地一带进行一次激战，即甲午海战。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两个国家现代化成效的一次总检验。其结果是清朝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并宣告三十年洋务自强的破产。清朝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迅速瓦解，而日本的强国姿态开始确立并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中国在这次较量中的惨败，是不是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不如日本？不是的。罗荣渠对此评道：“其过错并不在于中国早期工业化本身的失误，而在于清廷官僚政治的腐败和消极防御战略的极端保守性。”〔1〕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拥有的海军力量是远远超过日本的。1891 年，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海军第八位，而日本居第十六位。其中规模最大的北洋舰队其力量足使日本的联合舰队望而生畏，其军港设施亦让日本海军望尘莫及。一场本不该失败或至少不该惨败的战争，却由于政治的腐败而一败涂地。通过明治维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上下一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日本政府对这次战争是作了充分动员准备的，特别是为了提高海军的战斗力，日本天皇曾下令节省宫廷经费，文武官员缴纳十分之一的薪金以充实海军经费。与此相反，清廷的慈禧却在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不是忙于应战而是忙于庆祝慈禧的六十大寿。高层指挥者李鸿章在作出决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本集团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的命运，因而极力奉行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的极端保守策略。丧失主权独立，没落腐化的封建王朝，暮气沉沉。两国政治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中国的惨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先也极力主张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是康梁主义的追随者。1894年，他游历北方还满怀憧憬地向李鸿章上了洋洋大观的改良方案。正是因为目睹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昏庸腐败，才最终抛弃改良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确信，改良的道路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唯一的出路是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康梁维新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均证明了孙中山的革命方案是正确的，这已是历史的定论。然而，近年来，还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否定。说革命不如改良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动荡、失范，破坏了生产力。倘若中国能走改良的道路，或许现在就会更加强大了。他们进而否认了继承孙中山革命的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即维护南京国民党政权会更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对此，我们实在不能苟同。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一角度，论证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伟大意义。说明通过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通往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 近现代中国革命者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富强，即现代化。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终决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时，都曾对改良或渐进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孙中山，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通达中国富强的目标的。旧政权的腐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影响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们最终认识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体制，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就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现代化发展理论，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经验，都表明了中国革命者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所谓现代化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换过程。这一庞大的社会变革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投入。不是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所能为之，亦远非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所能企及。它需要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所谓民族国家，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还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无论是英、美、法、 德还是日、俄诸国，其现代化所以能成功地推进，均无不得力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美国学者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法国国内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3 〕而对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而言，国家力量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更是重大。因为这类型的国家，其现代化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早发型现代化示范、及国内强劲的传统势力，分散的社会利益群体等，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权，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动员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这已是中外现代化研究者所公认的一般道理。“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4〕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指晚清、 北洋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下同）都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所以，通过暴力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确立必备的前提条件——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政府，在内外压力的冲击下，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利益出发，也施行一些现代化的举措，如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建中央权威，发展实业等等。但其成效始终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主要的就是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组成一个强大的、高效率的、合法的中央政府。现代化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的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和合理配置，发展计划的合理制定及有效贯彻，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