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不含山东）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战役开始后， 投入的部队迅速增加到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它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取得了辉煌战果。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不久前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的宣传报道中，对“百团大战”都给予了正面的、肯定的表述，这无疑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然而，多年来这样一次曾受到国内外反法西斯阵线赞誉的百团大战，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之一，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其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对此作进一步探讨，澄清有关是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百团大战”评价的大起大落 对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并非一开始就有，其变化过程大致为：在战役进行时及其后一段时间，较为普遍的是赞扬和肯定。从延安整风后期至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起了较大的变化，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就开始过火。到了建国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价出现了质的变化，已经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 引发争议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就战役本身提出的问题，撮其要者，其一是涉及到组织纪律性的问题，即组织这次战役事先是否经过中央批准；其二是涉及到对当时的形势估计是否错误，从而也就引出组织百团大战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以及有无必要组织这次战役的问题；其三是涉及到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其四是涉及到战役指挥上的得失问题。 然而，造成对这一战役评论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遭到践踏，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惨重的。 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毛泽东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的确，凭心而论，除了抗战初期出现过一些小的弯路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华北所创造的自建军以来最大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当然也有彭德怀的一份贡献。而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却新帐老帐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彭和他31年的关系形容为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当然，彭和许多人一样，一生中也不可能不做错事，不犯一点错误。比如，1958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整刘伯承元帅和粟裕、萧克等将领，彭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是，毛泽东实际上是将此事划在“三分合作”里面的，反而将彭在华北敌后抗日的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的范围内了。他说：王明右倾投降路线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指责彭在抗战时搞“独立王国”，说彭对他除有些时候外，“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在当时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已形成“一言堂”的情况下，就为庐山会议算历史旧帐，否定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以及批判彭发动百团大战重新开了绿灯。这时，林彪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煽风点火，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即反对毛主席的游击战方针），毛当时立即就批评：“当时打大战的观念转不过来。”于是，庐山会议上群起而攻之，百团大战就成为彭的重要罪状之一，如打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等等。在庐山会议后的几年，有的党史读物由于没有回避掉彭德怀的名字，就被定为“毒草”，更不要说客观评价百团大战了。到了“文革”期间，更上纲到什么“阶级投降主义”、“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引起蒋介石搞了皖南事变”等等，荒诞无稽的恶毒攻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研究领域也如沐春风，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翻了对百团大战的种种歪曲诬蔑和不实之词，而且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的进展。人们在完全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气氛中，继续讨论着百团大战中的问题，诸如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乃至该不该举行这样的战役等等。这也说明，关于百团大战这桩历史公案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必要。 聂荣臻说：要下功夫孤立敌人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刘伯承、邓小平说：要打破“囚笼”政策，面向交通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决策背景，还得从1939年谈起。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便逐步把作战重点转向华北敌后根据地。为了便于将有限而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快速机动，1939年春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指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我们对付敌人“点”、“线”、“面”的结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它就无计可施了。1939年秋，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加紧在占领区内修路筑堡，企图用“点”（据点、碉堡）和“线”（铁路、公路）的连接，将我大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严密加以封锁，然后分头吃掉。多田骏所推行的这种“囚笼政策”确实也给我军民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尤其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因此，活动在晋冀豫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全面开展对交通的破击。刘伯承师长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我们对付敌人的阴谋就是要进行交通破击战，他修我破。为此，一二九师制定了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囚笼政策”的具体方针。经邓小平政委建议，师部还提出了“面向交通战”的口号，我军实行交通战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 从1939年冬起至1940年夏，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区发动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役有四次之多。其中，1940年5月对白晋铁路（从太谷的白圭镇至晋城）的破袭，是百团大战开始之前我军发动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交通破袭战，它使这条正在修筑的、分割我太行和太岳两区联系的部分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并大大延缓了其修路计划。八路军总部曾两次致电一二九师予以嘉奖。在1940年，该师同敌人进行过1400余次战斗，其中交通战次数约占60%，从而为全华北进一步开展交通破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提供了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