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 《史记·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注：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有时与“仁”相联系而为“仁义”，有时与“信”相联系而为“信义”）。 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胡一刀和苗人凤（外号金面佛）惺惺相惜的义气。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号称无敌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边武功高强的侍卫。只因百年前有关李自成生死的秘密不能过早泄露而造成误会，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杀，导致苗、胡两家的子孙冤冤相报。到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一代，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世代的仇杀也都有怀疑、厌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从中破坏，和解的愿望不能实现，两人仍不免以兵刃决雌雄。比武头几天虽然不分胜负，双方却已推心置腹，相互钦敬。白天连日较量，夜间在一起喝酒，共同讨论武功：“金面佛将苗家剑的精要，一招一式讲给胡一刀听。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倾囊以授。两人越谈越投机，真说得上是相见恨晚。”（注：《雪山飞狐》，香港明河社1992年4月第11 版101 —102页。）甚至还相互向对方交托后事。比武到第四天， 胡夫人已经看出苗人凤的破绽，告诉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劝丈夫诱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剑白鹤舒翅”，以便乘机取胜。胡一刀却摇摇头，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将孩子在凳上一摔，让孩子大哭，示意丈夫为孩子着想去取胜苗人凤，胡一刀缓缓点了点头。但到该出手时，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伤害金面佛。后来，胡一刀干脆提议两人交换刀剑：“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剑法，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损了威名。”结果还是打成平手。可以说，胡、苗二人几天内成就的莫逆之交，抵过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谊。 故事终于急转直下，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是因为坏蛋暗中捣鬼，偷偷在夜间将两人刀剑都涂上了毒药，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虽然只被轻轻划了一道小口子，却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横刀殉夫，将孩子交给了苗人凤，而忙乱中孩子又被他人带走。从此，苗人凤总是郁郁不欢。每到过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灵位，称他们为“义兄”、“义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几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甚至对女儿苗若兰说：“孩儿，我爱你胜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许我用你去掉换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却活着。”金庸施展看家本领，把豪杰之间这种相知、相敬、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真可说达到了义薄云天的地步！ 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因为英雄文泰来在自己庄上被人抓走，恼怒之下，当场失手打死了小儿子；宫廷侍卫白振，因为红花会没有杀他，后来在对方人物被官军包围时，反而当场自杀，以表示对得起朋友；更不用说红花会十四侠同生共死营救文泰来那番动人场面。《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殷素素因为觉得有负于三师兄俞岱岩，夫妇双双自尽，壮烈之极；张无忌为了救义父谢逊，更是吃尽苦头，几乎牺牲生命。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酣墨饱，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最后的《鹿鼎记》，韦小宝虽然有小流氓气，做了一些不像话的事，但作者还是让他坚守一条界线，就是讲究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有一次，康熙扣住韦小宝，准备炮轰他的子爵府，消灭天地会一大批骨干。韦小宝着急异常，为了走出去通风报信，只好对平时称兄道弟的多隆从背后给了一刀，心里却很难过地说道：“多大哥，你是鞑子，我天地会靠杀鞑子吃饭，不杀你不行。今日伤你性命，实在对不住之至。好在你总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也不过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皇上砍你的头，你势必要抄家，老婆儿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换得家里扶卹赠荫。”（注：《鹿鼎记》，香港明河社1992年7月第12版第5册1803页。）为此，韦小宝还流了泪。总算多隆命好，心脏天生偏在一边，这一刀没有捅到要害处，金庸也就保全了韦小宝的义气。金庸认为：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注：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收入《绝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第1版，237—238页。）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剑》里，袁承志、温青青两人出手救助焦公礼全家和金龙帮，就是因为焦公礼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正义性：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户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