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家迟早会碰上这个难题，即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史家该对金庸小说作何评说？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不仅是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畅销于世且经久不衰，以至于造成了“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的奇异的文学及文化景观。而且还因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注：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见《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1期“金庸专号”。） 更有人言：“我可以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注：冯其庸《〈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实际上，已经有人将金庸小说“请”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殿堂，并许以崇高地位，列入“小说大师”之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注：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上、下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入选了9位小说大师， 金庸排名第四，即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而在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金庸入选的理由是：“一位通俗武侠小说家怎么可能有资格‘混迹’于如此严肃而高雅的文学大师行列中？然而，人们将会看到，他的现代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在文化境界上的崭新拓展，并在总体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推动了现代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独一无二，第四席位无可怀疑”。进而，“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不能没有金庸。没有金庸的这种小说史是存在的，但必定是残缺不全的。通俗武侠一向不登大雅之堂。但把它写得如此充满‘文化’意味，既俗且雅，使俗人在激荡中提升，又令雅者不仅不觉掉价而且也被深深熏染，并津津乐道，金庸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第一家，既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中开辟新纪元的第一家，也是迄今在这一领域尚无人超过的第一家”。（注：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上、下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这一部《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尤其是它的“小说卷”在未出版之前，便因其“茅盾落选金庸登堂”而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出版之后，更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议。这种争议至今仍未停歇。 不难预料，类似的争议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大可能平息。因为这不仅涉及如何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并研究其意义、价值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评析及其对这一段文学史的学术框架的建构。因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难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而且其意义也要重大得多。对这一难题的研究，不仅将会使“金学”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也会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获得一定的进展与突破。 显然，这样一个大难题，绝非一篇论文、乃至一部专著所能彻底解释清楚的。笔者的意愿即本文的目的，只是想从这一特殊的角度发表自己对金庸小说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些研究与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 20世纪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中最复杂、最难书写，因而注定要不断被改写的一章。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如同20世纪中国历史一样，出现了空前的大变局。从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挣扎在传统与现代化、东方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之中。固有的文学传统业已僵死而腐化，从而不得不扬弃、决裂或改造（当然也要继承，由此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是矛盾重重）。而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又不断惊涛拍岸，不断隐现“彼岸”的影象。20世纪中国文学要从古典中国文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的夹缝之中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寻求独立的审美品格，从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挑战。这一“创世纪”的历程的艰难曲折，自是不言而喻。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难以书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具体如下。 首先，在20世纪之初，作为新文化“创世纪”的先声，梁启超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卷17。）这一思想口号无疑将小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封它为新文化的先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小说这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史中不被看重的小道、末技，堂而皇之地被请进了新的文化庙堂。然而，这样一来，却又未免加重了小说的重负，甚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了它的自由天性，乃至阉割了它的审美本质。究其实，这种“欲新民必欲新一国之小说”的新思想，与传统的“兴观群怨”的文化观念又是血脉相连。因而，新小说及新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些自相矛盾。而这一自相矛盾的文学、文化观念，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乃至成了主流文化的一根重要支柱。此后的启蒙与救亡、批判与歌颂、文治与教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矛盾冲突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