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直以热情呼唤人道主义、努力探寻美好人性的小说家、散文家名世，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却较少受到人们关注，其实早在30年代初他就开始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批评文章，直到解放前夕仍有不少文艺随笔发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风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这一个”。1930年秋沈从文在武汉大学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工作时就写了一系列评论当时各类作家的文章，大都能准确抓住各家风格，寥寥几笔便已传神。这组文章于1934年结为《沫沫集》，由上海远东书局出版。1937年1月， 沈又将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时致读者、作者的信结集为《废邮存底》（与萧乾合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有了《续废邮存底》和《新废邮存底》，集中亦多有文艺批评性文字。1941年他的文艺随笔《烛虚》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此后还有《水云》、《从现实学习》等回顾其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散文，至此，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思想和创作观已较为成熟，故多沉思之语。上述的批评性文字在沈从文的创作总量中份额虽小，却为我们研究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那独特的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风格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注脚。正如沈从文所自云，那些批评文字“注释了我对于‘批判’的意见，说明我对于‘创作’的一部分意见”（注：本文多次引用《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7 月版）第10，11卷原文，因篇幅关系只在内文中注明篇名，不再一一作篇末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一 对于一名批评家，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514页。）沈从文正是在保持其批评的宽容性、 公正性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独特风格。他的文学批评对象虽杂，涉及现代文坛新老作家40余人，批评体裁亦散，既评小说也议诗歌，但凡所评介都能秉于公心，褒贬分明，绝少阿谀过誉之词，也无有意诋毁之态。郁达夫可称是沈从文的恩人和导师，生活上和写作上对沈的帮助都很大。沈从文评论郁达夫小说时基本上没有将这种感恩思想带进文学评论，而是对他的创作作了实事求是切中肯綮的评价。“取向前姿态，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风度的文字表现出来，是郁达夫。”（《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他肯定郁达夫对“表现自我”这种方法的把持不松手，因而其创作也取得了“忠于自己”的最纯净的成就。但他指出，郁达夫的风格缺少变化，只顾展示个人苦闷而与时代逐渐脱节，因而读者“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它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同上）。再如评价鲁迅时，沈从文也不因早年与他的一场大误会而心存芥蒂（注：见凌宇《沈从文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13～218 页。1925年4月20日，鲁迅收到署名丁玲的来信， 因丁玲笔迹与沈从文相仿，鲁迅以为是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写信与他开玩笑，很恼火，曾几次与钱玄同在信中提及此事。），对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作了极高的评价。沈认为“几个先驱者”工作中，鲁迅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因他的贡献也“明确而久永”（《学鲁迅》）。关于他对文坛的具体贡献，沈从文肯定了鲁迅在古典文学的爬梳整理，批判社会现实的杂文及乡土文学的发轫这三方面的工作，从而由衷地发出“学鲁迅”的号召。对其它各类作家，沈从文也能较好地超越社会思潮的变幻，党派的纷争，人际关系的亲疏，个人名利的得失等种种羁绊，始终与批评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一种平和冷静宽容旷达之心去研究、评析，正如他所自云：“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不“阿谀作者”，不“苛求作者”，“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不仅仅建立在公正性之上，更与他那独特的文学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在多年的“习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风格。沈从文的文学观较为复杂，交织着现实与浪漫的冲突，渗透了切利与唯美的张力。一方面，沈从文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关注血肉人生。他非常欣赏康拉得的一句名言“给我恰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他认为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只有“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学德性的作者”，作品才“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论穆时英》）。具体到文学批评上，沈从文对那些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大众疾苦、揭露民族缺陷的作家如鲁迅、叶圣陶等作了较高评价。他还热情呼唤能出现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我们民族在人生观上的缺陷如“虚浮，懦弱，迷信，懒惰”，找出历史的遗毒，以便清除这些“坏影响”，从而重造民族（《废邮存底·八·元旦日致〈文艺〉读者》）。对沈从文的这种功利倾向早在30年代苏雪林就作了精当的分析：“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注：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三卷第三期。）另一方面，沈从文在其创作和批评中又流露出较为明显的唯美倾向，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普罗文艺和部分左翼作家作品的那种“急功近利”，沈颇为不屑，对其标语口号化倾向更作了较为清醒的批评。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不注重作品生活的真实，而看重艺术的真实。他认为“精卫衔石”，“杜鹃啼血”，只要情真即可，事不必求真，进而他提出自己对美和善的看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美或善的一种象征”（《〈看虹摘星录〉后记》）。谈及《边城》的创作缘起时，他更是夫子自道：“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连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一分从‘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水云》）这种唯美倾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上，如批评朱湘、闻一多、孙大雨等带有唯美倾向的诗歌便表现出惊人的领悟力。对闻一多的诗集《死水》，沈从文赞赏如许：“一首诗，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和姿态，具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是那么细碎又是那么整个的美，欣赏它，使我们从它那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为那超拔技巧而倾心，为那由于诗人手艺熟练而赞叹，《死水》中的每一首诗，是都不缺少那种完美的技巧的”。（《论闻一多的〈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