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七月”派重要诗人的绿原，曾经在建国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艺术道路：以他的《童话》诗集为代表的1942年以前的创作，单纯、透明、充满幻想，尽显出诗人的“童真”，但以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为代表的1942年以后的创作，则是浓郁、尖锐、充满愤懑与呐喊，好像又是一位泼辣的“莽汉”。或者过去的我们会将后者的锐利的社会反抗作为诗人的“成熟”，而将前者目为“幼稚”的起点，（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文学史描述方式！）或者今天的我们也可能欣赏前者的色彩和韵味，而将后者认定为粗糙和简单，（这是我们正在习惯的一种批评方式）。但重读绿原的所的这些作品，我倒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只有将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才可能真正总结出绿原创作的艺术史价值。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在于，诗人曾经有过的“童真”给他的艺术生命带来了什么，经历了那一番“童真”之后，这“莽汉”与我们在抗战诗坛上见到的真正的简单的粗鲁有什么不同，作为“莽汉”，这样的艺术选择究竟又有怎样的必然性和怎样的意义？这样的总结似乎要比那种把诗人投入社会斗争的选择视为当然的“成熟”更有艺术内涵，当然，也比那种一触及“客观社会主义”就避而远之的逆反心理更符合历史事实。 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他缺少同龄伙伴们的娱乐，甚至也缺乏应有的强壮的体魄，生活的重压使他变得孤独、内向，文学、诗歌是他唯一的精神家园。然而，就是这位怀着人生伤痛的少年人，在他初登诗坛的《童话》诗集中，却沉浸在了由童年、故乡、旷野、蓝天、花草所构成的梦幻般的“童话”王国。在这一王国里，湿润的草原上响着夜的铃串（《惊蛰》），河水闪亮闪亮的从村边流过（《这一次》），昏暗的天空中，飘动着老人讲过的神话（《神话的夜啊……》），夕阳下山的时候，传来声声呼唤，那是外出弟弟的挂念，一时间，啄木鸟也在呼唤，鹦哥儿也在呼唤……有时候，我们真有点恍惚了，这就是那个失父丧母离乡漂泊的绿原吗？为什么在他诗歌世界里读不到人生这最深的伤痛，最重的疲惫呢？ 其实，作家的生存体验和他的艺术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有的艺术世界可能成为某种人生痛苦的宣泄性展示，有的则主要转化为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比如曾卓的敏感、忧伤和婉转，化铁的顽梗和奋勉。那么绿原呢？在我们看来，绿原的“童话”正好是他对自己不幸童年的一种补偿，诗人是以文学的想象来补偿那曾经有过的孤独、寂寞和困窘。你看，汉口的这一都市化世界的干燥已经被宽大的生机勃勃的旷野所代替，那里有雪白的羊群和“蓝色的”草场，一个孩子的无言的孤寂也化作了人与星空的对话，化作了对生存旅程的奇妙的想象：!当星逃出天空的门槛!向这痛苦的土地上谢落!据说就有一个闪烁的生命!在这痛苦的土地上跨过!那么，我想!——十九年前，茂盛的天空!那一片丰收着金色谷粒的农场里!我是哪一颗呢!——《惊蛰》!远离家乡的孩子也容易做梦：!寂寞的屋子……!我想睡，!我做一个痛快的梦，!梦见了村庄，!蓝天有星光，!夜的角落有野火!像红色的花瓣……!——《乡愁》 不过，绿原的“童话”也并不尽是奇幻空濛的梦境，其中也不时渗透出忧伤与迷惘的调子，他的乡愁毕竟是一种“愁”，黄昏的水中也映现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忧郁”（《忧郁》）。在充满神话色彩的夜里，诗人忽然就涌上了一阵悲伤：“带着凝固的血创／我想哭／哭一哭／白昼间被绞结的／蚯蚓和泥沙的忧郁”（《神话的夜啊……》）。春天来了，但他还情不自禁地哼出了一首“音色悲哀的歌”（《春天与诗》）。 由是，绿原的“童话”便是奇妙、梦幻与淡淡的哀伤的互相融合，这种诗歌境界多少令人想起了30年代流行的中国现代派诗歌。据绿原自己回忆说，在他初中刚刚接触诗歌的时候，的确就为卞之琳的《鱼目集》所折服过，他是“偶然从同学的案头发现一位前辈诗人的诗集，简直像发现了一盘珍珠，虽然他的题目偏偏叫做《鱼目》。”“这位前辈诗人于是引发了我的模仿本能。”（注：绿原：《人之诗·自序》，《人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另据他的夫人罗惠先生的回顾，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们之间保持着通讯，那时“读着他的信，往往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扑逆迷离，就像现代派的诗，实在令人费猜”。（注：罗惠：《我写绿原》，《新文学史料》1983年2期。）我想，这扑朔迷离一语，用来描绘绿原的某些童话诗也是贴切的，比如他那首《忧郁》就是这样的吞吞吐吐，意象跳跃，令人想起卞之琳的诗风：!圣人在想：!黄昏的烟水边!（田螺儿回到贝壳里去了），!雨落着的城楼!（晚钟被十字架的影子敲响了），!常有一个透明的声音!召唤着你的名字——!好，你该醒着做梦的客人了。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确有它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对现实生存状况的淡漠和回避，这一缺陷最终导致了这一诗风的僵化和枯萎；不过，平心而论，在探讨诗情与意象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对诗人纤细感觉的提炼方面，它又有着一般的社会革命派诗歌所不及的重要贡献。少年绿原在超越孤独、补偿生存匮乏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地使自己的“童话”染上了几分现代派的色调，这并不奇怪，而且在事实上是有助于张开他那敏锐的艺术触角的。关于这一特点，他的老朋友阿垅、牛汉都先后作了证实。阿垅评价说：“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敏感的，而且他底感觉极丰富。”他又引某先生的话说：“在一般诗人，病在感觉不够；而绿原，难在感觉太多。”（注：阿垅：《绿原片论》，见《人·诗·现实》第19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牛汉也感到“绿原创作《童话》时期，他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注：牛汉：《荆棘和血液》，《学诗手记》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