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长篇论文，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指责新文学推崇情感而贬低理性，使“情感的推崇”导向一种“悲伤的虚幻”。另外，他还指责新文学的创作不注重构思和布局，文学题材也过于狭窄，只局限于作者自我的经验之内。梁实秋是站在浪漫主义的对立面，以古典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但他的一些论述和指责又的确抓住了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些致命弱点，因此值得我们的重视。这些弱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浪漫主义审美结构的解构。 一、客体普遍性与主体普遍性 梁实秋早年也曾是浪漫主义的鼓吹者，他认同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放纵情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底心情就这样疯狂的驰骤，／理智的缰失了他的统驭的力。”（注：梁实秋：《荷花池畔》，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4年秋，梁实秋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他在哈佛大学选修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文学批评课。（注：关于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的关系，可参见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据他自己声称，他是带着挑战的心情去听白璧德的课的，但从此却为白氏的新人文主义所吸引，完全服膺于白氏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对古典主义的重建，“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接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注：参见《梁实秋论文学·序》及《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此文也收入《梁实秋论文学》一书），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对于现在大多数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梁实秋是被当作受到鲁迅抨击的“人性论”的代表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的，尤其是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之后，梁实秋的形象显然被极大地漫画化了，更不要说他的思想不能够被人很好地理解了。其实他的“人性论”是有着特定的含义的，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人性论”实在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般所说的“人性论”大都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即肯定人的感情欲求与自然本性的合理，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呼唤人的觉醒、个性解放，当时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人性论就是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也就是自然人性论。可是梁实秋对于这种人性论是极其反感的。他指出：“其实人性常态究竟是相同的，浪漫主义者专要寻出个人不同处，势必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下同）他将浪漫主义者所标榜的独特的个性意识看成是“怪癖的变态”，对于浪漫主义的“独创”精神也大加责难，认为浪漫主义者一方面要求回归自然，一方面又要求独创，这是自相矛盾的，梁实秋说：“我们可以赞成‘皈依自然’，但我们是说以人性为中心的自然，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是与艺术立于相反的地位。我们也可以赞成独创，但我们是说在理性指导之下去独创，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叛离人性中心的个性活动。”（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下同。）如此可见他所认同的“人性”便是与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自然人性不同的古典主义的人性论，即所谓“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他指出：“人性是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性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注：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22页。） 我们知道，对人或主体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是美学进入近现代以后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论倾向。在中国近代美学的开端上，王国维以哲理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的空前密切的关注，他曾以感性意欲作为人性的根本，排斥了古代伦理理性对于人性的钳制。周作人又从灵肉统一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古代人性二元论的思想，将近代人性结构建立在意欲感性（肉）与目的理性（灵）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使人的理性目的摆脱了伦理理性的钳制，成为本于感性意欲的主体理性；另一方面，人的感性意欲则得到理性目的的积极提升，成为为目的理性所积极导引的主体感性。可以看出，无论是王国维还是周作人，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都是以人的感性欲望为基础的，即属于近代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自然人性论的范畴，这一点也就是他们与梁实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虽然，梁实秋的古典主义理论同样表达了对于人的问题的强烈关注，他甚至提出“人为宇宙中心”这一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观点，但在总体理论倾向上他始终未能超出古代美学的框架。这就是因为他所推崇的人性是超绝的、非个人的，在根本上是排斥人的感性欲望的。 梁实秋推崇古典主义的模仿论，他指出：“所谓模仿者，其对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与人生，乃超于现象之真实；其方法乃创造的，想象的，默会的；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一方面复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故模仿论者，实古典主义之中心，希腊主义之精髓。”（注：梁实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64页）这样，梁实秋所推崇的普遍人性论便成为他古典主义诗学理论的基石。从这一点出发，他基本准确地把握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像他所指出的，古典主义的中心是模仿论，它与现实主义的再现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古典主义所模仿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它排斥主体的感性体认（即“特殊之事迹”），而追求脱离现象的抽象本质（“超于现象之真实”）；它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不是本于主体的情感。这样梁实秋所主张的文学的普遍性便成为脱离主体的客体普遍性，而决不是浪漫主义个性主体的普遍性。对于后者，梁实秋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只看到个性与普遍性对立的一面，却否认两者对立的统一的可能性。他说：“古典艺术的对象是普遍的，浪漫艺术的对象是个人的。所谓普遍的，即是常态的中心的；所谓个人的，即是例外的怪异的。所以说个性与普遍性是两件背道而驰的东西。”（注：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