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0年的一个冬日，贾平凹来到霍去病墓场，呆了三天，终于彻悟于墓侧那只“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的卧虎，立志今后要在自己的创作中追求和表现一种“东方的味，我们民族的味”（注：《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一卷），漓江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265—266页。），一种“中国的气派”。 贾平凹是世界的，但更是中国的。“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注：《贾平凹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3月第1版，第1页。）浸润着他的， 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哺育着他的，则是那浑厚的黄土和源远的黄水。他立志高远，却又脚踏实地。他在创作中所要追求与表达的“我们民族的味”，在其洋洋一百多万字的散文中，给我们感受最直观而又深刻的，并不是那种毫无根基故作派势的理论张扬，而是那一篇篇生动地描绘历史上散落、渗透于民间民情风俗的鲜活作品。这种以平民的身份消解于民间的写作方式，虽为当今那些“贵族”作家们所不屑与不为，但在客观上，却正因此，袒露了潜隐在贾平凹创作的“民族的味”下面的厚实河床。 民情风俗积淀和折射着一个民族久远的历史与文化心态。然而，在中国，正统的史籍一般是不屑于“民间”的。一生对历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当年亦曾不无偏颇地说：“……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一笔带过……”（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951页。）。 所幸的是，“民间”虽常常被排斥于“正史”之外，但艺术，尤其是文学，却始终在以其特有的方式映照着这一文化遗珠。朱熹言《诗经》的十五国风篇章，为“民俗歌谣之诗”，许多现代的研究者亦认为它们是“地方民歌”，大部分为“里巷歌谣之作”。“风雅颂以性质而言：风者，闾巷之情诗。”（注：《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353页。）诸如此说，是否妥贴，可进一步商榷，但文学关注民俗的历史的源远流长，却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张择端（北宋，生卒年月不详）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为我国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风俗民情的巨幅立体画卷，则已早有定论。民俗流传的途径固然并不啻于此，但文艺的功用，却是不应忽视的，它为后人窥探与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敞开了一扇别致的窗扉。而在贾平凹，以散文的体式去描绘“黄天厚土”的风土人情，开掘“民间”这座文化的矿藏，则还蕴涵着更为宏远的构想：它还是作者借以追求和表现自己艺术创作的“东方的味”、“中国的气派”，探讨国民心态和沉思民族文化的一种大胆尝试。 这种尝试，是自觉自为的。如果说，在步入文坛之初，这种尝试，在贾平凹，多少还有点朦胧与潜意识的话，那么，在“彻悟‘卧虎’”，尤其是在1982年后，这种追求与尝试，便深深地植根于其一贯的“谈艺录”与创作实践中了。 1985年，贾平凹在《四月二十七日寄蔡翔书》中说：“如果能进一步到民间去，从山川河流、节气时令、婚娶丧嫁、庆生送终、饮食起用、山歌俗俚、五行八卦、巫神奠祀、美术舞蹈等等等等作一番考察，获得的印象（中华民族不同于别的民族之处——笔者补注）将更是丰富和深刻。”（注：《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二卷），漓江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82页、113页、25页。） 在1994年4月的《〈商州世事〉序》中，贾平凹写到：“……（我）自小在雄秦楚秀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长大，又受着家庭儒家的教育，我更多地沉溺于幻想之中。我欣赏西方的现代文学，努力趋新的潮流而动，但又提醒自己，一定要传达出中国的味道来。”（注：贾平凹：《坐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8—130页、135页。） 在1996年6月的《〈土门〉后记》中，贾平凹提起在创作《土门》的那段日子里，“我自然是常出没于土门街市。我在那里看绸布，看茶纸，看菜馆，看国药，看酱酒，香烛，水果，铜器，服饰，青菜，漆作裱画命课缝纫灯笼雨伞镶牙修脚。”（注：贾平凹：《〈土门〉后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把民情风俗作为自己创作的一种关怀对象，通过民情风俗去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去追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心态，去表现自己艺术追求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展示着贾平凹把文学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来追求的高远志向，同时也印证了孙见喜所说的：“贾平凹的散文大厦，一开始就筑基于民族的岩石，……他有自己体系化的构想和审美个性。他的大厦是世界的，更是自己的”（注：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二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23页、648—651页、467—468 页。），民族的。 对民俗的关怀浸润于贾平凹整体的文学创作。如果说，在小说中，民情风俗的意义，充其量仅相当于舞台的“道具”与“背景”，作者对其渲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映衬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境界，营造一种“讲故事”氛围的话，那么，在散文中，贾平凹对民俗的浓涂重彩，却是率真的、直奔主旨的。在这一类散文中，民俗是文章的轴心；这里作者对民俗的铺排，笔致是流畅的，甚至是“放纵”的，而一改其在小说创作中那种隐隐约约，担心会“喧宾夺主”的情形。欣赏作者的这一类散文，淋漓尽致，有一种阅读的快感。孙见喜对贾平凹1990年前散文创作的大致走向划分为“述情——抒理——风俗文化”三个层次，认为“商州三录”（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是贾平凹风俗文化散文创作的典型与高峰标志。（注：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4页、252页、310页。）这种理论上的勾画对于感性具体的创作而言，并不一定绝对，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切合作者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实际的嬗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