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往逍遥 春秋末年，正当孔子建立儒家学派之际，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派也异军突起，成为儒家学派的有力对手。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道家文化的核心是“道”。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一“仁”一“道”互相碰撞，互相补充，共同铸造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郭沫若生活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时期，道家思想对他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郭沫若接受道家文化熏陶的时间比从儒家文化摄取营养的时间要迟几年。他在十三、四岁时开始读庄子的著作。众所周知，由于对“道”与无为思想的看法存在着分歧，道家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 世纪）分化成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作为老庄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对“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与天地万物一样，从冥冥无形中来，最后又复归到冥冥无形中去，什么得喜失忧，什么贵荣贱耻，到头不过是春梦一场。主张人要安时处顺，摆脱人事物欲，逍遥自得，顺应世俗，随遇而安，在精神上追求绝对自由，“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注：《庄子·刻意》。），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注：《庄子·齐物篇》。）”的超脱人生、超脱万物的境界。两千多年来，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思想影响深远，几乎可以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相颉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如陆贾、王弼、何晏、阮籍、嵇康、陆机、张华、潘岳、左思、陶渊明、李白、施肩吾、孟郊、韩愈、元稹、杜牧、张籍、汪元量、秦观、周邦彦、朱敦儒、陆游、刘克庄、张炎、范成大、张载、程颢、朱熹、王阳明、刘基、王世贞、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王士禛等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几乎都是儒道互补；白居易、苏轼等文化名人还是儒、道、释互补。郭沫若虽然很早就咀嚼、消化和吸收儒家文化，但此时道家典籍《庄子》激发了他酷爱个体自由的天性，使他看到另一个文化天地。所以他后来回忆说，“我特别喜欢《庄子》（注：郭沫若：《黑猫》，《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都还有好几篇文字我都能够暗诵”，“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在《庄子》之后，我读过《道德经》（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沫若文集》第15卷。）”。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已被庄子独特的文笔和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所吸引。本来，此时他已初步接受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和“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思想，胸怀学好本事、以期报效祖国、力挽狂澜的“修、齐、治、平”的大志，但注于睥睨世俗、超脱名利、是非、生死、遵循自然规律的文化思想，又使他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恶浊面，从而发生厌世和脱拔尘俗的喟叹：“我已久存厌世心，每思涤虑脱尘俗（注：《郭沫若少年诗稿·澡室狂吟》，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道家文化成为他在青少年时代放任自我、狂放倜傥性格的文化质点。在他的文化心理深层，开始形成儒、道互补的结构。 郭沫若到日本后，这种儒、道互补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15年9月他钻研《王文成公全集》， 王阳明出入于道家和佛家，最后归本于儒家而建立起来的心学思想体系，使郭沫若对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精神有了新的领悟。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素来喜欢读《庄子》，但我只是玩赏他的文辞，我闲却了他的意义，我也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到这时候，我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甚么，‘化’是甚么了。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注：郭沫若：《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沫若文集》第10卷。） 那么，他此时所了解的“道”究竟是怎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呢？他指出在庄子看来，宇宙万汇，一切芸芸众相都是出于一个超感官的主宰，也即是“道”的演变。“道”是“万汇的本体”，既不是能听、食、息的所谓神，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念，而只是万象背后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却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实有”。因为看不到、听不到和摸不着，故有时称之为“无”，但又并不是真无。时间、空间都不能范围它，它是无终无始，无穷无际，周流八极、变化不羁的。不过，郭沫若认为这“道”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由这本体演化而为万物，即生种种之差别相。这种种的差别相而言，是有始有终，有伦有序，有分有辨；在人则有彼有此，有是有非，有争有竟；但都是一时的，相对的，如自绝对的本体而言，万象出于一源，则一切的差别都可消泯。本体无终始，万物变无终始。本体无穷尽，万物亦无穷尽。因而是非彼此化而为一。（注：郭沫若：《蒲剑集·庄子与鲁迅》，《沫若文集》第12卷。）”他把新近从庄子著作中悟到的“道”与外国泛神论一比较，就发现“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注：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续篇》，《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版。）”这样，他再把道家文化思想和经王阳明所阐释的儒家文化思想与印度哲学、斯宾诺莎学说一参证，立刻豁然贯通，建立了自己的泛神论，并以泛神论为观照，看到了一个使一切宗教都黯然失色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注：郭沫若：《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沫若文集》第10卷。）”他为自己发现了泛神论这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而兴奋了很长的时间，而庄了所阐释的“道”，则一直被他当作这个“庄严世界”之源。他在三十年代中期说：“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便是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注：郭沫若：《集外·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在四十年代中期他仍然强调：“我在二十年前曾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沫若文集》第15卷。）”
